中国文化史的书写方式

    自五四以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著作颇丰，如民国时期陈登原、柳诒徵都曾著过《中国文化史》，王国维、钱穆、何兹全等人也都有过这方面著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系列发现，有力佐证和更新了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化性质、年代、传承和类型的判断，对于文化史的研究也趋于缜密和科学。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寻根热、美学热，也激发了人文学者重写思想史、文化史的热情。可以说，中国文化史的书写是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一门显学。但“文化”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不固定，包罗万象而众说纷纭，涵盖了物质、思想、艺术乃至于制度。20世纪又是一个理论的世纪，每一种哲学思想、社会理论往往都涉及文化概念的重构。所以书写文化史又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得意妄言、沧海遗珠，很难让所有人信服和满意。

    吴方先生这部《图说中国文化史》产生自90年代的中国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更像是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现实的某种结合。作为一扇观察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窗口，本书具有内容和方式的双重意义，引领读者对90年代的学术进行重温。

    这本书总体上属于传统的文化史书写。没有气势汹汹的西方“高雅理论”的先入为主，也没有宣扬一种全新书写方式的豪言壮语，行文和描述都显得朴素、谦虚而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学者，平静讲述着自己对于中华史的理解，徐徐展开了一幅画卷。理论与历史是一对矛盾关系，处理得当可以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处理不好则可能喧宾夺主枯燥乏味。坊间不少过于理论化、哲学化的专史著作，穿凿的痕迹往往过于明显。吴方先生英年早逝，他学术的黄金时期正值90年代，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风行一时的文化理论，还未在中国学界大规模粉墨登场。这使他得以幸免了很多“选择的困惑”，把内容限定在人文领域，着重述说各时代的重大文化现象，取舍由我，不必纠结于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和论域。比如按照文化研究的理解，建筑、宗教、礼仪、服饰、音乐、舞蹈乃至于科学技术、饮食医药，都可以属于大的文化史范畴，就像葛兆光先生所著《中国思想史》将哲学史重写为思想史、观念史那样，为了求新求变就必须扩大文化的外延。还有纷繁复杂的历史分期理论，远古、中古、近世……由于避免了理论化的过度干扰，本书可以集中精力聚焦各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进行书写，遵循传统的惯例进行创新，而不是刻意标新立异。像雅俗文化、主流与边缘文化这样的“墙”，在吴方这本书里是不存在的。

    但本书也有书写方式的创新一面。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讲述唐宋以前，远古到春秋战国又占了其中一大半，从文化遗址分布、文化分期、古文字、出土文物等艰深之处讲起。取舍代表了态度，也代表了作者的心血和质量。作文化史，最容易陷入人云亦云、剪裁填补的窠臼，热衷于凑一些中学历史教材般的概述，最难的是在无人问津的领域开掘出新路，发前人之所未发。越是古老的时期，越难把握文化的发展脉络，越难做出文章来。作者很重视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运用，让文化史上的经典，同地下出土的器物、文献相互印证。比如对于陶器文化的理解，将其视为“文化”的典型体现、审美价值从实用价值中的蝉蜕脱出，开创了陶冶、熏陶等中国艺术精神的先河，就很有见地。这实际上是文化史书写中对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借鉴。全书还体现了一种理论的深刻影响，那就是年鉴学派。这就让本书善于从物质生活变迁揭开文化问题的序幕，由物质而精神、由器物而观念、由心理而风格，每一种艺术样式、作品的兴衰，都建立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生活之上，建立在一个时代所处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安全压力和制度典章之上，“各阶层的人们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动于不同的场合、圈子”，这一点，东海西海、古往今来，心同理同。比如西汉与匈奴互为攻守、长期冲突催生了宏阔的汉文化精神，再比如，从唐诗中感受到初盛中晚的迥异风格，由于国力国势的变化，唐诗的气象就从豪迈走向凄凉；而两宋苟且偏安的历史境遇，文胜于武的治国理念，又催生出宋诗研物穷理、宋词温婉细腻的整体风格。还有一点就是静态历史、大历史的观念影响，作者一般不太关注激烈的战争和政治事件，而倾向于概括一个长时段的文化品格。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尤其是文化史还有它长时段的文化心态在起作用”，这成为作者写作的一种自觉。比如“秩序”始终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题，比如“人的自觉”从司马迁著《史记》的使命感到魏晋崇尚玄谈的幻灭感，明清鼎革并不影响两个朝代文化史上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这种大历史的思维，让阅读本书的行进速度不急不迫，显得平静而从容。

    风格就是人。一个中文系出身的学者，其著述往往信雅达兼而有之，描述文化的文字，本身也要很有文化，形式、文字和内容完美融合。本书章节段落的设计摆布，就让你仿佛置身于中式庭院，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点缀其间，比如形容秦代“以血火为洗礼、刑法为药石”，移步换景、步步惊喜。文字的优美增加了阅读的愉悦，每一篇的介绍与分析，都像极了独立的明清小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才情、文思、美感的体悟理解积淀很深，这就产生了一种跨时空的知音效果，善于捕捉到一个作者、一幅作品、一种现象、一类风格最幽深而独特的东西，把“妙处难与君说”的要素捕捉和再现出来，这是吴方作为批评家的专长和优势。比如谈论佛教的影响，作者就着重挖掘其中的禅意精神，指出其对于士大夫的心灵抚慰和心态影响。千载之下，文心相通，文化可以跨越有形的时空距离，沟通古代人和当代人的心灵。当我读到书中对白居易《中隐》的解读时，读到杜牧“尘世难逢开口笑”消沉青楼排遣郁闷、李商隐“一生襟抱未曾开”风雨飘摇辗转流离时，对他们的作品背后的隐情，有了更多直观和感动。

    法国人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这本《图说中国文化史》，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年代。三联书店重版此书，不仅是向作者致敬，也是向作者所象征的那个90年代的治学风格、思潮、话语致敬。无论是历史还是书写，其实过去从来没有过去，始终以某种方式影响、塑造着今天的我们。

    （作者：王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