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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6日 星期一

    风流与耽美的彼方

    ——南朝文学典籍对日本文化的形塑

    作者:童 岭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16日 13版)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日本江户诗人大沼枕山(1818—1891)《枕山诗钞》的这句诗因为被周作人《夜读抄》引用而广为人知。

        早期日本文学走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汉诗,以公元751年的《怀风藻》为最早;另一条则是和歌,以约成书于公元759年的《万叶集》为鼻祖。

        关于《万叶集》的精神内核与师法对象,以往的比较文学界往往认为它尊奉中国先秦的典籍《诗经》,然而,这种理解两国诗歌的方式过于生硬,我以为万叶诗人更加痴迷于体现南朝人物风流与耽美的《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典籍。

        集中体现南朝文学成就的两部典籍,均诞生于梁代(502—556)。其中第一部要算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第二部则是昭明太子的弟弟萧纲命令徐陵等编纂的《玉台新咏》。这两部作品很早就超越了国度,首先影响朝鲜半岛,随后传播至日本列岛,产生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影响力。

        《文选》分三十八类收录了东周至梁代的文学作品。《万叶集》所收“杂歌”“挽歌”“相闻”三部,都有《文选》诗歌分类的影子。其中“杂歌”“挽歌”中体现的孤寂、风流,与《文选》气息相通。六朝是挽歌大流行的时代,比如《文选》所收潘岳《悼亡诗》就是超出普通士大夫伦理意识,而公开表示对亡妻之爱的名篇。这种毫无隐瞒的永别之悲痛与炙热之爱恋,影响了《万叶集》所收柿本人麻吕对妻子的挽歌。此外,又如日本圣德太子《挽歌》描写妻子生前“在家有娇妻,枕手交颈眠”(本文《万叶集》主要采用赵乐甡译文),也是学习《文选》的产物。而《万叶集》“相闻”部的起名,让人联想到南朝的张敷,沈约《宋书》说他:“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也是南朝的风流人物之一。

        宗白华《美学散步》说南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不避“风流”与“色游”,但这种风流不是后世肉体意义上的俗词,而是对女性美的再发现。典型如《文选》收阮籍《咏怀诗》第十九首“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以及《高唐赋》《神女赋》中对女神的单相思,这一主题在日本早期作品中也有极大的回音。

        《万叶集》收《石川女郎赠大伴宿祢田主歌》云:“道是风流人,不留造访客。”六朝隋唐的“风流”与现代汉语颇有差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论风流》一文提到,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特别是情,是对万物的一种深厚同情。如果说今日的风流是“喜”,那南朝人的“风流”毋宁说“悲”的成分更大。上文诗题中提及的大伴田主,是万叶诗人大伴旅人(665—731)的二弟,《万叶集》收大伴旅人《赞酒歌》云:“曩昔曾有,竹林七贤。其所欲者,酒而盈坛。”这就与中国魏晋南朝的人物性格非常相近。而《文选》中收录的刘伶《酒德颂》也是万叶诗人推崇的名篇。

        与《文选》相比,《玉台新咏》更加深入地形塑了日本文学耽美的性格。“耽美”虽然是近代以来日式唯美主义文学概念,但其精神源头则出自南朝的文学与佛教。梁简文帝萧纲本人就喜好色恋,幕下徐陵、庾信都是艳情诗歌的旷代高手。《玉台新咏》所表现的绮艳,与南朝的大乘佛教“无常观”互为表里,一同渡海传入日本。

        萧纲本人描写春景的《十空诗·如影》云:“息形影方止,遂物虑恒侵。”在他眼中,晚春的“色”与世界的“空”是一致的。又如其《桃红李白》诗所写的美女,对于无常变幻的南朝世界,她“不惜暂住君前死”。这种落花式的刹那与永恒,是日本文学后世的母题之一。要而言之,南朝君臣们对季节变迁、女性容貌敏锐的感觉,以及对“色”的世界的耽溺,深深感染了早期的日本诗人。如《石田王卒之时丹生女王作歌并短歌》云:“王子如柔竹,秀美有尊严。”对于其死则云:“如此后悔事,竟忘人世间。”

        又如《玉台新咏》所收《河东之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一题梁武帝所作)它描绘的河中少女美丽意象,就影响了《万叶集》中天武天皇的“河上岩群灵验,愿能杂草不生。少女身,永不变”。

        美国亚瑟·E·昆斯特在《亚洲文学》中说亚洲有中东、南亚、东亚三大文学传统,而东亚的文学传统起源于中国,“扩展到日本、朝鲜、蒙古、土耳其斯坦和越南”(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从东亚汉籍角度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部反映隋唐之际日本国整体藏书情况的目录书。它记载有众多种版本的《文选》《玉台新咏》,最有名的就是此后中土失传的唐钞《文选集注》。另外,该目录的“别集家”所记第一种,就是编订于南朝的《陶潜集》,此外尚有《鲍(照)集》《庾信集》《何逊集》《王融集》《谢朓集》《沈约集》《徐陵集》《梁简文帝集》等,几乎将南朝大家尽收囊中。如陶诗“盛年不再来”句,其中对时间的伤逝,就影响了《万叶集》所收《帅大伴卿歌》“盛年不再,倏忽此生”句,而“倏忽”一词同样也见于《文选》所收曹植名诗《朔风诗》“倏忽北阻”。

        众所周知,2019年5月日本正式采用新年号“令和”。据日方新闻云,“令和”的直接来源是《万叶集》卷五所收大伴旅人的序言:“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珮后之香。”但是,它的深层来源却应当是《文选》卷十五所收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需要强调的是,《隋书·经籍志》虽然著录有《后汉河间相张衡集》,但此书并不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因此,大伴旅人等日本文人当时很难直接阅读到《张衡集》,故而说“东汉的”张衡作品影响了《万叶集》就颇不严谨,而要说是“南朝《文选》所收的”《归田赋》形塑了它的风流与耽美。同样的道理,《万叶集》卷七所收大伴旅人《咏倭琴》,其云“取琴先叹息;莫非琴胴中,藏有我妻”也不能简单说成“三国的”嵇康作品影响了他,而是其学习对象来源于“南朝《文选》所收的”嵇康《琴赋》“顾兹桐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

        以研究南朝佛教造像著称,并挑战“北朝中心论”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吉村怜教授有言:“从文化上来说,6世纪的南朝宛如君临东亚世界的太阳,围绕着它周围的北朝、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都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阳光似的吸取从南朝放射出来的卓越的文化。”(《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在跨域文学、文化的研究层面,单纯“太阳式”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核心所在,影响必须与接收方(接收国)的主观选择结合起来考察,这就是“形塑”的过程——日本早期文化的自我选择与外在影响也走过了一条双重融合的道路。

        公元589年,隋军大将韩擒虎攻入建康城,延续170年的南朝宣告终结,中国历史迎来了隋唐盛世。然而,南朝的风流与耽美,却并没有失去她的影响力。虽然中唐以后,中国的主流文学界彻底摒弃了南朝骈俪文风,崇尚古文,但出乎意料的是,建康城朱雀桥边的野草花却穿越了地域、穿越了时间,令人惊奇地在另一个国度生根、发芽、壮大。今天,当世人赞叹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坛一流作家的文字中所表现出的澄明、洗练、空寂之美时,请不要忘记形塑他们文化性格的源泉之一,也有来自千百年前,大海另一边的“旧时王谢堂前燕”。

        (作者:童 岭,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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