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库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维度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党的全会决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新型智库面临着更好地参与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呼唤。

新型智库多重功能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多次强调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就新型智库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两者相辅相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制度设计、制度创新等，在这一过程中，智库主要发挥理论创新、咨政建言等功能，为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滋养，为科学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效能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智库主要发挥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功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解读、阐释、宣讲、评估等，推动政策实施，成为宣传党委政府政策的“扩音器”、人民群众了解国家政策的“望远镜”、党委政府观察政策制度实施效果和社情民意的“显微镜”。

    当前，新型智库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加强智库的内部外部治理，通过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推动智库与相关主体多维良性互动，促进智库功能更好地发挥，强化参与国家治理的内涵基础，提升推动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精准定位新型智库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在智库机构属性上，回答好虚体化还是实体化问题。部分智库的组织形式是小核心、大外围，智库运营机构实体化、研究机构虚体化，体制机制相对灵活，但若长期没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团队，易于导致发展空心化、空壳化、空洞化。有些智库缺少专门专业研究力量，拿到政府资助经费后，只能通过课题招标方式来开展研究，对成果质量把控不严，甚至沦为“课题分包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智库八条基本标准的界定中，第一条就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因此，推动新型智库实体化，培养自己的核心专家队伍、专业的研究力量、有竞争力的思想产品，打造自主性的思想品牌，是当前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对一些职能多元的综合性机构而言，建议借鉴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经验，将智库功能从其他功能中剥离出来，在充分嫁接母体单位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将具有研究优势和潜质的智库专家相对集中，重点建设小而精、小而专、小而强，实体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智库机构。

    在智库管理模式上，回答好传统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在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不少是学术单干户，成员之间缺少协作协同，存在着知识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偏见。由于相当一部分智库由传统的科研院所改造而成，往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没有建立起与智库特点相适应的高效的内部治理和经营运行机制，导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存在明显短板和局限。新型智库迫切需要摆脱传统机构的思维和运作惯性，推动研究内容转变、研究范式转型、研究路径转换，形成以决策研究为导向、以研究人员为中心、以研究项目为纽带的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符合决策咨询规律、体现新型智库特点的现代科研院所管理体制。

    在智库产品生产上，回答好粗放化还是精细化问题。有统计数据显示，由于领导者有较多的事务需要处理，每天用来阅读的时间平均只有30分钟左右。这就要求智库报告短小精悍、直截了当，找准痛点和穴位，决策咨询类成果要呈现微型化、快捷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特征。应当说，智库呈现出的产品可能是短小的、浅显的薄薄几页纸，但背后一定要有厚重研究做基础、长篇论证做依据、深厚理论做支撑。智库生产要处理好短线与长线的关系，合理确定智库产品生产周期和“出厂日期”，不经过深入反复论证决不“出厂”。不同于学术产品与实践之间有较大缓冲地带，智库产品与政策和实践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错误的建议一旦进入决策，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政府公信力也将受到损害。因此，迫切需要新型智库强化质量导向，强化信用意识，进行智库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智库脱虚向实，去除低端产能和泡沫，供给高质量、有信用的思想产品。

    在智库研究领域上，回答好全能化还是专业化问题。智库研究需要协同，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会诊”，力争得出客观结论，还原“大象”的真实面貌。但智库专家研究领域要聚焦，对研究不深刻的问题，不当“跨界歌王”。要不断凝练研究方向，推动智库向专业化、职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要有专业化的数据库。要通过建立跟踪调查点、政策实验室，经过长期积淀，形成自己的知识库、数据库、案例库。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善于运用大数据成为智库的必修课。

    要有职业化的专家团队。注重智库专家来源的多元化，实行社科研究机构和智库双聘制度，培养一批“学院派”和“实践派”皆备的智库专家，造就一批政策分析师、政策工程师和政策科学家。

    要有品牌化的智库产品。弘扬智库专业伦理和职业文化精神，把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做到第一、极致，形成品牌。

    在智库运行动力上，回答好行政化、市场化还是社会化的问题。智库成果既不是纯公共物品，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由于智库成果用户相对固定甚至是特定的，产品具有定制性质，供方可以形成竞争，但基本上面临着相同的需方，只能形成有限竞争的思想品市场，缺乏正常的价格生成机制。因此，新型智库的发展动力，既不能是行政化，内化为政府内设研究机构，也不是市场化，外化为市场营利机构，而是要以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为目标，以解决行政化、层级化管理为着力点，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智库去行政化、趋市场化，在行政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走社会化的发展道路。

多维互动，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效能

    推动智库体系与党政部门的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科学咨政能力。智库必须能够有效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才能把握需求、掌握信息、更好地发挥作用。没有实际工作部门支持的智库研究、参与的智库研讨、主导的成果转化，多是空转、空谈、空文。智库专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写对策建议。要成为优秀的智库专家，更好地发挥智库功能，必须促进智库与政府多方面的链接。一是推动智库与参政议政机构的链接。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借鉴新型智库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高参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推荐优秀的智库专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注重发挥各民主党派智库类专家学者的作用。二是推动智库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链接。党政部门政策研究机构与智库既是“政智关系”，又是“智智关系”，政策研究是内脑，对策研究是外脑，要通过内脑与外脑之间的密切合作，提升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党政政策研究机构作为政府的内脑，在智库对接党委政府和智库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三是推动智库机构与决策机构的链接。党委政府要加大智库研究项目的供给力度，强化供需对接和思想产品市场建设，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等，为智库嵌入政府治理提供制度化的接口。坚持党管智库，党委政府要增加对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供给。在确保智库发展的政治方向的同时，能够以第三方的客观立场来观察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推动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智库专家是在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之间充当桥梁（翻译）角色，把深奥的学术思想用政策化的话语表达出来。在研究内容上，推动智库专家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探下身子，脚踏实地，做与当下情况紧密相关、政策层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由以单干为主向协调研究转变，增强研究团队的理论根基、网络支撑和战略协同。在研究力量上，在推动政府与智库之间人才流动的同时，重点推动高校研究机构内部建立旋转门制度，引导高校部分有相关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向智库研究转型。在成果表达形式上，要把学术思维转化为智库思维，把复杂的问题概括化，推动学术话语向智库话语转换。在研究成果评价上，促进学术成果与智库成果标准的贯通，重视智库成果的现实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建立起与学术成果评价对等的智库成果评价认定机制。

    推动新型智库与各类媒体之间的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舆论引导能力。新型智库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推动研究成果的政策性转化和思想观点的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作用。在当今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度见长的智库与以速度见长的媒体之间有了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良好契机，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智库成果的思想价值。

    推动新型智库与社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社会服务能力。人民群众既是智库思想的重要来源，又是智库机构服务的重要对象。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智库专家的责任，就是开展政策咨询，做服务民众的延伸手臂；开展政策提取，做集中民智的最强大脑；开展政策监督，做看护民利的火眼金睛；开展政策阐释，做启迪民思的良朋益友；开展政策试验，做测试民意的风筝路标；开展政策答疑，做疏解民虑的缓冲平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在未来的100年，要把主要精力由过去的帮助政府制定决策转变到帮助社会改进治理上来。我国也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独特作用，一方面，各级各类智库为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贡献智慧，另一方面，规范引领社会智库，推动智库内化到社会组织，更加深入地参与国家社会治理，运用社会智库建设理念提升整个社会基层组织自我治理能力，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治理路径的融合。

    推动新型智库与国际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提升新型智库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外交能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智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等重要论述，在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合作的实践中深化完善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坚持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在加强与世界著名智库交流合作的同时，鼓励推动更多的智库和智库产品走出去，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作为“连通世界各国民心的纽带”，智库要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善于发声，生产出更多不受西方理论左右、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智力产品，实现由重引入、机械模仿到重输出、增强话语权的显著转变，促进中国软实力持续提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中国话语、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

    （作者：刘西忠，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本文系江苏省333人才课题“基于柔性边界特征的新型智库协同治理与质量提升”〔BRA201903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