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已跃居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进入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经济体的行列。这充分印证了我国近两年推出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的成效。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与排名领先的经济体之间仍有差距。未来，如何继续破瓶颈、补短板？

    在近日由财政部、北京市政府联合世界银行举办的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专家在肯定中国改革成绩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真知灼见。

    中国营商环境改善激发了市场活力

    近年来，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上采取了大量改革举措，包括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大幅压缩审批事项、优化政务公共服务等多方面。这些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得到了国内外业界的充分肯定。“营商环境的改善得到了企业的广泛认同，不少企业反映办事方便了，管理松绑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

    例如世行排名的样本城市北京，两年来审批环节精简比例达32%，审批时间压缩比例达64%，全面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费成本2000余亿元。第三方调查显示，企业对北京营商环境现状总体满意度不断提升，正向评价合计占到7成左右。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艾德明盛赞中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成效，他认为，中国在监管和简政放权方面的改革具有很大影响力，在监管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上做了很好的工作，正在不断向领先国家看齐。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看来，评价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的活跃与发展是最明显的，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衡量性的直观指标。通过分析比较，他指出，中国的营商环境改善在创业环境、供电、合同执行等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营商环境的改善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了内需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指出，简政放权改革催生大量新增市场主体，对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统计，2018年我国平均每天新设企业约1.8万户，与2013年相比，目前中国的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了1倍，达到了1.1亿多户。同时，简政放权改革也加快了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对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新兴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为其成长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在硬指标、软环境上仍存在可提升空间

    从世行发布的报告来看，我国在一些指标上与排名领先的国家仍有差距。找差距、补短板，成为今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

    对此，刘世锦分析了世行报告中得分较低的指标：“首先是获得信贷，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机构、金融产品还很缺乏；第二是降低‘五险一金’将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建议把国有资本以更大的力度、更大的份额转入社保基金；第三是办理破产，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的时期，要发挥优胜劣汰机制，就要完善企业退出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认为，除了在这些指标上的差距外，更突出的问题在于营商环境优化的不平衡、不充分。如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营商环境的要素差异明显；不充分则主要体现在普遍性、长期性不足，如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环境、公平竞争与监管等，一些地方政府对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还不够，很多措施没有瞄准企业的痛点。

    “除了硬指标、硬环境提升外，更重要的是要抓软环境，调动地方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的积极性，真正为市场经济服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认为。

    王一鸣也指出了优化营商环境仍存在的改善空间，包括市场准入限制还比较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时仍有附加条件；市场监管有待改善，一些地方在实施新的监管标准时没有缓冲期，存在“一刀切”现象；政府服务效率和能力有待提升；信用体系有待健全，难以形成跨部门、跨地区的信用记录，信用服务市场发展还比较缓慢。

    推广改革经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出台为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法治化保障。在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方面，专家针对痛点难点，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多方面建议。

    “北京和上海所取得的领先经验可以拓展到其他省市，如北京和上海在电子政务方面世界领先，而这方面比较落后的地方会迎来很大的进步空间。”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国别业务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艾卡思表示，“中国应进一步改善实践，迎接新的改变和发展，如面对新的技术涌现，需要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应对变化。”

    杨开峰也同样指出，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大力度改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满足不同地区和企业类型的需要；重视新技术在“放管服”和营商环境中的作用，加快探索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杨开峰还提出，应从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提升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体现。”他说，从我国建设营商环境的经验来看，营商环境的建设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结合，要紧紧围绕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新发展理念，联动“放管服”改革，系统使用不同治理工具、政策工具，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则从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方面指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他表示，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快速变迁，消费结构快速变化，这些变化要求土地、劳动、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重新配置，他建议进一步深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改变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鲁元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