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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在行动

    作者:本报记者 鲁元珍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11版)

    图为天津开发区打造外企在华投资聚集地。新华社发

    第二届进博会上,观众在美国通用电气展位参观。新华社发

        【经济界面】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将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是影响市场主体活力与兴衰的重要因素。近日,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升了15位。随着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容易,企业有了更大“施展拳脚”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显示出更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市场活力,发展质量持续提高。

    1.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成长的烦恼”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年从78位跃至46位后,今年再度提升至第31位,并且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充分体现出我国近两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成效显著。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基本上是以中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这就表明世行认可我国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方面的措施均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世行还特别指出,在小微企业的所得税减免方面中国政府的优化力度很大。”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吴剑峰告诉记者。

        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近两年,大规模减税降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帮助他们降低了成本,解决了“成长的烦恼”,拥有了更多发展机会。

        “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需求,重点在市场主体保护、市场准入和监管、企业融资、减税降费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比如,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产权保护更加规范,各类市场准入的隐性门槛逐步消除,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符合小规模纳税条件的有七成民营企业享受了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部研究室副主任龙海波对记者表示。

        今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落地,制造业、交通业等行业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减税、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高,个税改革减轻个人和企业负担,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体经济成为这些措施的最主要受益者。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1.7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占新增减税总额的64%,受益最大。据测算,全年减税降费总额将超过2万亿元,仅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就惠及1798万家企业。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年万家民营企业评价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密集出台的减税降费、融资惠企等政策得到大多数企业认可。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创新工具逐步落地,有6成以上的调查企业实际享受到纾困专项债、绿色债、专项债(除纾困外)等政策。融资成本有所降低,2018年1月以来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中,71.12%的企业表示银行贷款综合年化利率在7%及以下。

    2.政务服务从重审批向重监管、重服务转变  

        更高效便利的行政审批,更高质的政务服务,能够让企业专注于“跑市场”,而不是“跑政府”。近年来,一系列优化服务的政策和措施不断推出,包括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等,成为政府转变职能、从重审批轻监管向重监管、重服务转变的重要体现。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做法,其中涉及政务服务便利化的主要有:在便利企业开办和经营方面,推行“一照多址”和“一证多址”改革、涉税业务“全市通办”、以“线上税银互动”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在“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方面,推行政务服务一张网、审批服务标准化、集成套餐服务、不动产登记改革等。

        在福建泉州,自新行政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后,实体大厅实行“马上办”,审批事项办理时间压缩至法定时限的35%以内;可上网事项“网上办”,网上申报事项占九成以上;简易事项“一次办”,1752个“最多跑一趟”和“一趟不用跑”事项,嵌入邮政EMS快递上门服务。2018年5月,在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和浙江省启动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要求统一审批流程,大幅压减审批时间。在这项改革的助力下,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中的“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提升了88位。

        “从这些地方典型做法中不难看出,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要有与企业需求紧密相关的明确指向,关键是在简化环节、减少证明、压缩时间上下功夫,着力聚焦关键领域和环节,依托数字化转型助推放管服改革,以政务服务效率提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企业感受到最直接的获得感。”龙海波表示。

        吴剑峰指出,政务服务便利化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它可以带来三方面的效应:首先是成本效应,降低了企业家和创业人员经营企业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资金成本,扩大了利润空间,为创新提供了更多资源;其次是配置效应,政府充分放权,让市场来主导资源的配置,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企业的优胜劣汰;再次是汇聚效应,从全球资本流动来看,一国营商环境改善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优质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

    3.为外资企业提供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在一系列稳外资、优化营商环境措施的积极作用下,中国市场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热土之一。我国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外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丰富优质的劳动力供给,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从上海的特斯拉超级工厂、合肥的康明斯发动机项目到湛江的德国巴斯夫项目、宁波的瑞士英力士化工项目,外企来华投资兴业步履不停。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目前,世界500强公司中约有490家在华投资,普遍反映营商环境已有明显改善。随着自贸试验区政策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广,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龙海波指出。

        目前,我国外资准入门槛在不断降低,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从6月底发布的2019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张负面清单来看,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历经5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6年前的190条缩减到现在全国版的40条和自贸区版的37条。

        此外,给予外资企业相应的国民待遇,在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配置方面以及各项政务服务过程中给予外资企业同等的优惠,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外资营商环境。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原则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多项举措,包括继续压减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优化外商投资企业科技创新服务;降低跨境资金使用成本;提高外籍人员来华工作便利度;提高新开放领域准入环节的透明度等。

        “今后我国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企业税负成本、维护外商投资权益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继续鼓励利用外资,为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龙海波表示。

    4.针对痛点难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当前,企业发展仍面临不少的难题,如小微企业融资难、成本控制难、转型升级创新难、扶持政策落地难等。也有企业反映,在加强公平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创新环境方面仍有待提高。这些难点痛点问题成为未来政府制定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

        “相比之下,在市场法治环境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龙海波指出,“比如,区域性市场壁垒、行业性准入壁垒仍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待完善;中介服务和招投标机构参差不齐,‘中介不公、专家不专’在一些地区较为普遍;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急刹多、点刹少’,监管随意性、‘一刀切’现象反映比较强烈;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监管的创新。”

        10月23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公布,重点针对短板和问题,对标国际先进经验,从完善体制机制层面做出相应规定。例如针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痛点,提出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无疑为初创型企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再例如,一些地方存在执法“一刀切”的问题,有的地方日常监管不闻不问、执法不力,等到清理整顿、专项整治、督查督导、年终考核的时候,直接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措施,不给需要达标整改的企业留出合理的时间,甚至要求企业普遍停工、停产,给企业主体造成损失。对此,《条例》专设一条,除特定情况外,不得要求市场主体普遍停产、停业,以法治化的手段来纠正上述做法。

        营商环境的优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吴剑峰指出,从世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来看,我国和排名领先经济体之间仍有差距,应当取长补短,进一步借鉴其他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具体举措,全面提高我国整体的营商环境,将京沪等先进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国进行推广和落实,减少省份间、城市间在营商环境各指标上的差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对统一的、标准的、衔接方便的营商系统。

        (本报记者 鲁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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