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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5日 星期二

    湖南资兴发现一处珍贵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最早的“联排别墅”揭开面纱

    作者:本报记者 龙军 本报通讯员 吴灿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5日 15版)

    考察组认为,带头村这种型制与形式的村落建筑,明显不同于一栋一院、一户一式的民居,可戏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联排别墅”。

    资料图片

        今年10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在湖南资兴清江镇调研时,发现了一处我国目前所知村落建筑类型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年代序列最清楚的且仍活态传承的,因“庐”成“聚”成“衢”的村落建筑遗存——带(原字为“石”字偏旁加一“带”字,《辞海》中注音为di,四声)头村。

        “庐”的概念在先秦就已出现,原义是指农民为了便于农事而在田野之中临时建造的居所。《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所说的“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的“庐”,指的就是这类居所。后来随着农事需要的增加,“庐”又生“庐”,久而久之,干脆移居“庐”中,便形成为“聚”。“聚”就是聚落,即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史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衢”是指四通八达的道路。“街衢相经”是历史上中国村落的一类型制。这些有关中国村落起源与发展演变中的生长现象和形成特征,可以说,在带头村,得到了最为显而易见的体现。

        带头村坐落在丛林青翠的长谷岭后垅山下,居于山麓盆地中央,左有黄家山,右有凉亭山,犹如青龙白虎盘守两边,北面不远的周边有东江湖环绕。三面环山,一面环湖,山、水、田、居和谐共生,田园、巷道、山林、院落,构成了村落丰富的结构肌理。村域面积1.8平方公里,占地56亩。

        带头村作为一座因聚族而居形成的黄姓村落,至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村落现有常住人口256人,遗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有60余栋,它们分别建于清代、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和20世纪80年代三个时期。分两个建筑组团,相隔很近,分别为上带头村和下带头村,其中上带头村坐西朝东,面向下带头村;下带头村坐南朝北,四周为平整良田,视野开阔。建筑组团皆以祠堂为中心,以“丁”字形对称连片建造,村落内部街巷纵横交错,整体布局呈网络迷宫格局,作“井”字形街衢式排列。村庄中央有流溢古井,两边各有一条水沟,与村内民居滴水相通,并有大脚岭河从东往北绕村而过,活水长流,形成了极为经典的“山环水抱”的风水格局。

        村内民居清一色以杉木为梁,以黄土砖为墙(当地人称“水砖房”,又称“抖墙房”),以小青瓦覆盖为顶,配以木质菱格窗,冬暖夏凉,是湘南民居的典型代表。现存民居建筑多为两层,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单体式;一种是连体式。单体式建筑即仅单独一栋楼体,属典型的“明三暗五式”布局,中间是堂屋,卧室分别位于两旁。层高一般为2.4~2.8米,楼上一般用于堆放杂物。连体式民居一般由2~3栋单体式建筑组合而成。栋与栋之间,间隔20米左右,左右连栋,前后连衢(道),排列整齐有序,秩序井然:东西向宽,可供车行;南北向窄,可供人行;中间或两侧设排水沟。居住区外围两侧靠近良田处,建有专门的动禽猪牛马用厩舍,功能齐全,既可保持居住区的卫生整洁,又可便于耕种。

        考察组认为,村落由古而今的、清晰的营建年代序列,表明该村所见“连体式”民居建筑,在这一地区从未中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正好说明村落建筑的“型”与“形”异变不大,原有历史文化的信号没有衰减。一方面,居于盆地中央的居所和位于村落外围两侧、靠近田土一方的牲畜马厩,说明这是为便于农事而建,恰好可以见证历史上因“庐”成聚的村落生长现象。另一方面,连体式建筑和“明三暗五式”的居住空间形式,可用于补充解释汉、魏时期因豪族土地兼并,弱小族群的耕地与土地严重不足而压缩聚落空间的现象。

        考察组认为,作为一处农业文化遗产,带头村这种型制与形式的村落建筑,明显不同于一栋一院、一户一式的民居,可戏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联排别墅”,尚不见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类型中首次发现,为研究我国尤其是南方地区农耕文明和传统村落建筑的形成与型制,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范样物证,具有补充民居建筑研究的学术空白的重大价值,所以是我国极具特色的乡村文化遗产。

        考察组发现,与该村相邻的地带,如位于北靠带顶山脉、南朝东江湖(直线距离约3一5公里不等)的多个村落,尚遗存有型制相同、形式近似的村落建筑。尽管这些周边遗存在保存的完好度和规模面积上,远不如带头村,但是却说明这类传统民居建筑在该区域是集中连片的,而并非历史学、文物学上所说的“孤证”“孤例”,因而可以用于说明普遍问题。

        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说,作为一处农业文化遗产,带头村这种型制与形式的村落建筑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或高于一般的“中国传统村落”。因为其历史的延续性、族群的稳定性和建筑的独特性,不仅具有补充历史空白的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活态”传承式保护传统村落的典范效应。

        (本报记者 龙军 本报通讯员 吴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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