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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05日 星期六

    比利时人眼中的中国

    作者:本报记者 刘军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05日 05版)

        比利时是欧盟总部所在地,也是欧盟的重要成员。近年来,中比两国全方位友好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交流日益深入。今天的比利时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的呢?本报记者近日在布鲁塞尔采访了多位当地人士,从他们的讲述中,展现“比利时人眼中的中国”。

        贝尔纳·德威特律师,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

        (20世纪70年代末,德威特撰写的《中国贸易法》被西方企业和商贸界奉为进军中国市场的圭臬。2017年,德威特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从198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至今,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全方位的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绘画、雕塑、影视,有些作品的创新精神十分明显,在世界都是前卫的。中国人的乐观和活力让人惊奇,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在西方社会已经鲜见。我认为,西方社会必须与中国手携手、肩并肩向前。

        1996年我当选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后,在中国开设了律师事务所。律所先设在成都,后搬到北京,我就在北京“安家了”。我们的工作是在司法领域帮助在华的欧洲企业和在西方的中国企业。我的职业工作是在德威特律师事务所,在比中商贸委员会是“当义工”。

        如果有西方人请我介绍中国,我会告诉他们,当心西方的“中国通”!中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56个民族生活在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我们不同。没有人敢说“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有些西方人以“中国通”自诩,用有色眼镜看中国。我还要说,中国人是与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不是机器人,不是外星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要将中国人妖魔化。中国人勤劳、善良、好奇心强。如果中国人感受到你热爱中国,他们会给予你应有的尊重和敬意;如果你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说三道四,理所当然会遭到中国人鄙视。

        德福安,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现为欧盟智库研究员,兼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完成的伟业举世震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为世界消除贫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我给西方人谈中国,一个是现实中接触到的高楼林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一个是具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传统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割裂历史、传统和文化。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有继承和弘扬历史和文化的需求。

        我的中文名字德福安融入了中国文化因素,是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家给我起的。小时候,我读遍家里收藏的赛珍珠写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我对中国的喜爱始于那时吧。我常说,不懂中文的西方人就不能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我对中国人民始终充满敬意,数十次访华,但仍不敢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因为我不懂中文。

        我每次访华都有新感受。我拜访过许多中国高层人士,参观过各级党校并与党校学员交谈,他们是中国的各级领导。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令我印象深刻,干部都是从基层干起,一级一级干出来的,靠能力成长为一级领导,他们比西方政客强多了。西方的企业管理者接受培训,而政府官员从不接受培训,他们一成不变,自命不凡,目光短视。在选拔干部方面,西方有许多要向中国学习的。

        托马·安托万,“比荷卢联盟”秘书长:

        我没有去过中国,但我读过关于中国的书籍。我在法国求学时的老师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给我们讲解伟大的中华文明。我还读过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李克曼的著作。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艺术精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就给中国带去了西方知识,也把中国的历史、文明、哲学思想等传播到世界。像李克曼这样的汉学家用一生研究中国,发现中国,在他们面前我是十分渺小的。我非常想带着我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幼稚的知识去中国看看。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觉得欧洲对中国还不够信任。实际上,欧洲人之间也相互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就是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即便是在比荷卢联盟内部,信任也需要维护和保持。没有信任,就没有良好的国际关系,经济也不会发展,一切都枉然。

        胡磊德,比利时中欧商务咨询公司执行总裁:

        不能戴着“西方眼镜”看待和分析中国事务。我读过法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是对中国的大政方针和未来走向深入了解的最佳途径。西方人真正关注中国是近十几年的事。欧洲和中国做生意,搭中国的经济快车,但又受制于美国。我不久前在一份欧盟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欧洲脚踏中美两只船。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欧中和平友好,共同繁荣。这是我的欧洲梦,也是中国梦。

        阿什哈福·比杜,中国公司雇员:

        我是摩洛哥裔比利时人,在布鲁塞尔一家中国公司工作,但我还没有到过中国。我的中文名字叫“福来德”,会熟练地用中文说“你很美”“我爱你”“么么哒”。别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读和批评,都是胡扯。我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很多。中国人勤奋好学,别人在玩耍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学习。中国人早期来欧洲集中在餐饮业,现在是搞投资和办企业,是白领精英阶层。我希望有一天到中国去看看。

        吕迪文,瓦隆区旅游局驻京办事处负责人:

        我在布鲁塞尔学习中英文翻译,毕业后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2015年,我到瓦隆区旅游局驻京办工作至今。奔波于中比两国之间,我已习惯把回中国称为“回国”。

        到中国之前,我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非常传统、文化丰厚的国家。我一到北京就住在海淀,那里是北京高科技中心,与“传统的”中国概念大相径庭。中国人很像我们瓦隆人,热情、乐于助人。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工作中,西方人喜欢直入主题,在中国要想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时间。

        现在,我和男朋友住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一间40平方米的平房里。邻居们都认识我们,见面就打招呼。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中国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地区存在差距,大都市或落后地区都不能代表中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欧洲是我的根,但我感觉欧洲正渐行渐远。面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欧洲在有些方面需要向中国学习。“欧洲中心论”应该成为过去了。

        德安娜,律师:

        我上中学时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人。当时对我来说,汉字就像一幅幅画,写汉字就像画画。1986年我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记得我和朋友从香港入境去中国。扑面而来的“亚洲味道”让我热泪盈眶。我让朋友掐我,我也掐她,我们真的到了中国!我们当晚就急着坐船去广州,自行车、人,还有带着热度的夏天的雨……我踏上了法国小说家马尔罗走过的路……

        西方人的确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太遥远,充满神秘感,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我们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之间有语言障碍,思维方式也不同。即便是我,在中国期间也经常遇到问题。西方人和中国人很多时候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对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安德里格·维尔梅尔什,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大学负责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经常在比中友协的网站“中国广场”上看一些文章,参加一些关于中国的会议。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彻底改善。如果说世界减贫事业取得了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功劳。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敬意,还读过毛主席著作,我是中国的拥趸者。近几十年来,中国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非常好,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但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能松懈,应该防微杜渐。

        达尼埃尔·维尔雷登,布鲁塞尔市政府负责对华事务官员:

        我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是1992年,那时中国街道上以自行车为主。现在中国城市像世界许多现代化城市一样繁荣。我每年访华三四次,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朝气和活力。新机场、高速公路、地铁线路层出不穷,中国人的朝气和勤劳精神是现在的欧洲所缺少的。

        我常跟欧洲人说,不要恐惧中国的崛起,新兴国家总是要超过守成国家。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没让欧洲人恐惧,因为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后来日本取得经济成就,我们也没有过于恐惧。下一个浪潮就是中国,欧洲人应该准备好合作,而不是对弈。

        (本报布鲁塞尔10月4日电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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