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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令我国社会整体上从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并为我国歌剧创作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环境；随着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团调整以及“建设正规化、专业化的剧场艺术”方针的提出，在北京、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城市组建歌剧院，解放军三总部和某些有条件的大军区以及地方某些省市也纷纷成立歌剧团或歌舞剧院，集结了大批有经验、有才华的歌剧家；而新中国沸腾的建设生活又极大地激发了歌剧家们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为我国民族歌剧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民族歌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歌剧创作，与《白毛女》创演的巨大成功及其奠基意义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白毛女》所描写的革命斗争题材，吸收西方歌剧的有益经验和表现手法，与我国民间音乐、特别是传统戏曲艺术的深刻联系及其强烈的民族风格、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歌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3年创演的《小二黑结婚》（马可等作曲，剧本由田川、杨兰春执笔）是马可继《夫妻识字》《惯匪周子山》《白毛女》之后第四部歌剧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包办制度的民族喜歌剧。尤其是《白毛女》音乐创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马可将《白毛女》已经奠基但未能运用板腔体思维形成大结构的中国式音乐戏剧性思维在本剧中趋于完型——作曲家根据本剧情节和人物的规定性，将歌剧音乐风格及音调语言定位于“三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一落（即评剧，俗称‘莲花落’）”；在音乐的戏剧性展开方式上，广泛运用戏曲板腔体思维和结构来推进剧情，创作剧中主要人物的核心唱段，塑造歌剧人物的音乐形象；剧中小芹的板腔体咏叹调《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描写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心理层次，音乐风格质朴自然，旋律优美动听，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首演于1957年的民族歌剧《红霞》（张锐作曲，石汉编剧），情节发生在土地革命后期的江西苏区。红霞是当地一位普通农村姑娘，适逢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敌人采取威逼利诱、滥杀无辜等方式强逼红霞说出红军去向。为避免无谓牺牲，红霞设计将敌人带上凤凰岭，由红军聚而歼之；红霞因此遭白匪枪杀。红霞牺牲前一首板腔体咏叹调《凤凰岭上祝红军》既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是全剧最著名、在群众中流传最广的唱段。
在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著名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杨会召、朱本和、梅少山等编剧）首演。其情节围绕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的洪湖赤卫队与湖霸彭霸天之间的生死搏杀展开。在音乐创作中，作曲家通过极具浓郁洪湖地方色彩和荆楚文化深厚韵味的《洪湖水，浪打浪》等抒情短歌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两首戏剧性板腔体咏叹调，塑造了韩英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家乡无限热爱、对战友和亲人深情款款、对敌人智勇双全和威武不屈的巾帼英雄形象。1960年1月，该剧第100场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并被其生动的剧情、优美的音乐所深深感染。演出结束时，周总理还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此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遍全国，至今仍是群众最喜爱的抒情歌曲之一；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则是民族唱法歌唱家的必唱曲目和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教材。
1960年首演的民族歌剧《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赵忠等编剧），故事发生在东南沿海珊瑚岛行将解放前夕。渔家姑娘珊妹在我军侦察员王永刚帮助下，与恋人阿青团结渔民，智斗渔霸，配合大军解放全岛。本剧音调材料主要取材于河南地方戏曲，为使全剧音乐能与歌剧情节发生地东南沿海的音乐风格相适应，剧中也采用了黄梅戏、越剧和东海渔歌、号子等音调元素。其中《海风阵阵愁煞人》系一首板腔体咏叹调，旋律低回悱恻，情感深沉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64年首演的民族歌剧《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阎肃编剧），剧本系根据长篇小说《红岩》中江竹筠烈士的英雄事迹创编。该剧音乐素材来源除四川民歌、清音、川剧高腔等四川民间音乐音调外，还可听到杭州滩簧、苏州评弹、浙江婺剧等江浙一带民间音乐音调，运用歌谣体结构写成的主题歌《红梅赞》和《绣红旗》诗意隽永，音调朗朗上口，首演后迅速在广大观众中流传；而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的核心咏叹调《革命到底志如钢》《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五洲人民齐欢笑》，则在不同戏剧情境下揭示了江姐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丰盈的情感世界。1964年10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江姐》的演出并给予很高评价。
众所周知，延安秧歌剧运动和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在我国新文艺史上掀起第一次歌剧高潮。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为代表，营造出民族歌剧一马当先、正歌剧和歌舞剧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和巨大繁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我国歌剧艺术推向了第二次高潮。
民族歌剧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反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后，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同时也受“中国戏曲就是中国歌剧”理论的钳制，包括民族歌剧在内的中国歌剧创作几成绝响。然而，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和巨大艺术魅力，却深刻滋养了广大艺术家，并对当时和此后其他艺术门类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反哺作用。最典型的一例，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故事、情节、人物、戏剧冲突和绝大部分堪称经典的音乐，均来自民族歌剧《白毛女》，这个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
不仅如此，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对当时现代京剧的音乐创作也产生了反哺效应。其具体表现为，在《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等剧的音乐创作中，专业化、立体性交响戏剧性思维以及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和中西混合乐队的广泛使用，增强了京剧音乐的时代感，令其音乐的戏剧性表现力更加丰富。
民族歌剧的反哺功能，还反映在新时期以来王志信、吴小平、王佑贵、孟勇等作曲家创作的众多“戏歌”中；从他们的代表作品《兰花花》《孟姜女》《木兰从军》《牛郎织女》《梅兰芳》《虞姬》《霸王吟》《沂蒙山我的娘亲亲》《斑竹泪》《潇湘水云》《水姑娘》《山寨素描》《阿妹出嫁》中，均可看到民族歌剧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的成功经验，从而丰富了抒情歌曲创作的音乐戏剧性内涵。
民族歌剧在新时期的双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多元化歌剧观念和生态中，我国正歌剧和音乐剧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相比之下，民族歌剧虽仅有总政歌剧团创演的《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剧目问世，但其思想艺术整体水平的高质量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却令它们无可争议地成为民族歌剧在新时期的双璧。
1991年首演的《党的女儿》（王祖皆、张卓娅等作曲，阎肃等编剧），系根据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而成。作为本剧第一主人公，田玉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叛徒的骗局、同志的猜疑和误会、骨肉分离之苦、阶级姐妹悲惨境遇之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迷惘和焦灼以及担心游击队误中敌人圈套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等等；她在这些危机和磨难中历尽各种挫折以及血与火的考验，终于磨砺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作曲家将江西民歌的抒情性因素和蒲剧音乐的戏剧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坐北朝南”的音乐风格基调，使之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较强的戏剧性张力，同时又与田玉梅扮演者彭丽媛的演唱风格相契合。剧中《血里火里又还魂》《来把叔公找寻》《生死与党心相连》《万里春色满家园》等大段成套唱腔，运用板腔体的结构原则以及不同板式组合和变化所造成的戏剧性张力，揭示田玉梅在不同戏剧情境下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丰富鲜活地完成了田玉梅音乐形象的塑造。
继《党的女儿》之后，总政歌剧团又于2005年推出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王祖皆、张卓娅作曲，孟冰编剧，王晓岭、孟冰作词），剧本基本沿袭李英儒同名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又增加一个现代女青年陈瑶，从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跨时空对接，更直观地揭示出剧目的当代意义。全剧音乐语言以乐亭大鼓、河北民歌和北方戏曲音乐为基础，由板腔体大段成套唱腔与抒情性短歌、歌曲体咏叹调的相互交织与穿插，构成本剧的音乐表现体系。特别是剧中杨母的板腔体核心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对这位革命母亲的丰富情感层次和复杂心理过程做了细腻、深刻和诗意化的描写，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高度声乐化的艺术成就，对我国民族歌剧咏叹调创作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强势崛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京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文艺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极大地唤起歌剧家们讴歌祖国、讴歌党、讴歌英雄、讴歌人民、讴歌伟大时代的创作激情。以《白毛女》2015版全国巡演为起点，2017年文化部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向全国发出评选民族歌剧重点扶持剧目的通知，近三年来，先后有《马向阳下乡记》《青春之歌》《松毛岭之恋》《有爱才有家》《英·雄》《尘埃落定》《沂蒙山》等10余部民族歌剧列为年度重点扶持剧目；在“工程”之外，也涌现出《呦呦鹿鸣》这部优秀民族歌剧。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一脉单传”的命运，因众多优秀剧目在新时代的强势崛起而发生戏剧性陡转。
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臧云飞作曲，代路、廉海平编剧）描写科技扶贫题材，也是新世纪以来第一部民族喜歌剧，其剧本、音乐和表导演艺术都包含着不少幽默、轻松和风趣的喜剧成分，有强烈的观剧效果，剧场经常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会意的笑声。此剧在第12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大奖”。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孟卫东作曲，咏之、郭蔡雪编剧），以我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为第一主人公，通过生动情节和动人音乐，塑造了这位当代伟大女科学家秀外慧中、才华出众、柔情似水、志坚如钢的知性形象。此剧后来参演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和“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均赢得广大观众和业内同行的广泛赞誉，为新时代现实题材民族歌剧创作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此剧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此外，民族歌剧《尘埃落定》（孟卫东作曲，冯柏铭、冯必烈编剧）系根据阿来同名小说创编，从一个藏族土司的二少爷这一新颖视角，极为生动而独特地表现了农奴解放实乃顺天应人之历史必然这一时代主题；民族歌剧《沂蒙山》（栾凯作曲，王晓岭、李文绪编剧）则以昂扬激越的基调，表现了抗战时期沂蒙山人民与八路军生死相依的血肉深情；民族歌剧《有爱才有家》（王原平作曲，胡应明编剧）则以湖北公安县某福利院院长刘德芬23年来敬老如父母、爱孤胜子女的事迹为蓝本，展现小人物身上的大爱情怀。
总之，70年来的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脚步，在《白毛女》革命传统、美学观念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以《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剧目谱写了自己的辉煌篇章；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讲话指导下，充分调动高涨的创作激情和艺术才华，通过《马向阳下乡记》《呦呦鹿鸣》《尘埃落定》《沂蒙山》等优秀剧目的创演，为英雄的人民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发出深情的歌唱。
（作者：居其宏，系浙江师大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2018年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研究》首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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