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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11日 星期三

    梁晓声:眼睛望向更多他者

    作者:本报记者 陈海波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11日 13版)

        梁晓声在看书稿。本报记者 陈海波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他说:“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

        长篇小说《人世间》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后,梁晓声的手机响得更频繁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男有女,有远有近,但大多有着同样的词汇,比如“讲座”“发布”“分享”,等等。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古怪”,因为他曾答应过这种邀请,但最终面对的多是并非真正爱读书的人。

        梁晓声不愿再谈《人世间》,“出了一本书,你老谈它,自己也很烦”。他甚至对着电话“求饶”——“这种事对我很痛苦,你要理解我。”

        获奖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毕竟是一种勉励,即使是一位已经70岁的写作者。”梁晓声打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位开面点铺的老师傅,回头客说,“师傅你辛苦,食材很安全,做的东西我们也很爱吃”,这对老师傅来说也是一种勉励,他也会高兴。

        “人都需要这种勉励,但不能陷入自我陶醉。过去了,就不要谈了。”这位写了一辈子文字的“老师傅”说。

        70岁的梁晓声,他已不想向别人证明什么。“想证明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老头儿?”他皱眉,随之以很快的语速回应了四个字——“回过头来”,回到写作本身,“回到写作最纯粹的价值”。这种纯粹里或许也有沉浸于写作的陶醉成分,但远远不够。“那样的话,你会始终是想让别人认识自己,限制在一个自我的状态里。”

        “要摆脱这一点,眼睛得望向更多他者。”他很诚恳。

        那就让我们也“回过头来”,回首那个刚成为“写作者”不久的梁晓声。

        20世纪80年代,北大荒知青梁晓声开始跻身文坛,写的多是时人时事,如八十年代的城市青年和农村生活等,与知青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一次,哈尔滨文学刊物《北方文学》准备组一期“北大荒知青”小说专号,向梁晓声约稿。于是,梁晓声写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反响不错,还获了奖。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开始。

        不过,梁晓声如今再看,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时的他,“仅仅是为了写一篇小说而已”,写出北大荒的特点,写出兵团知青的特点。而且,还有一些“炫”的成分。为了形容一位女指导员的美,拿很多国外油画作比喻,被人批评“风雅何其多”。显然,那时的梁晓声,多少有些自我证明的想法。

        真正的开始,是翌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因为梁晓声“有了代言的意识”。他认识很多知青,返回城市后找工作很不顺利,城市对他们缺乏了解和信任。“我想到代言,通过文学作品告诉城市:这一代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成熟了很多,变化了好多,大多数成长为好青年。”梁晓声以为这会是一厢情愿,但没想到真的起了作用。他将此视为莫大的光荣,比得奖、比任何称赞要好得多。此后,《年轮》《雪城》等知青文学作品,都是在这种“代言”的意识下创作出来的,梁晓声以知青文学蜚声文坛。

        事实上,这种“代言”,早已从知青扩展到更多的群体,为底层小人物代言,为平民代言,为时代代言——“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

        小区保安、送水小哥、家政女工、楼道清洁工……梁晓声遇到任何人,都愿意聊几句,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目标,“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当然,更大的责任是为他们写点什么,他觉得这是自己欠下的“债”。正如被誉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人世间》,创作初衷就是“欠下社会很多文学的债”,“要把这众多的人写出来”。

        有时候,我们能从梁晓声的笔下感受到一种急切,甚至“听”到一种声音,近乎呐喊的嘶哑声。他倾心于那些有情有义的底层人物,为他们被生活所迫、被人性所折磨的现实感到无奈和愤怒。就如他在一篇文章里疾呼—— “我祈祷中国的人间,善待他这一个野草根阶层的精神贵族。凡欺辱他者,我咒他们八辈祖宗!”

        有人说,文学是文化温度的延伸。梁晓声认为,这种延伸并非仅仅是向内的只温暖自己,而应该是向外的。“我写文章写书,更多是放在大文化的平台上,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平台下哪些元素是缺失的,这种缺失如果时间久了,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遗憾。我恐怕要这样考虑,来决定我写什么、怎样去写。”

        当他给孩子写绘本、写故事时,也是从大文化的背景出发,希望给孩子的心灵带去营养。“事实上也很简单,比如爱、友善、帮助他人而带来的愉快。”他将这些创作,称作“拾遗补阙”。

        这位勤勤恳恳地做着“拾遗补阙”之事的老人,早已不关心市场和稿费,甚至“忘掉才华”,直面文学与文化,直击心灵与精神。“70岁了你还不抱着一种纯粹的态度去写作,从文化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写作,那太没出息了。”

        (本报记者 陈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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