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君子文化 传承家国情怀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一片郁郁葱葱，一张张以君子文化为主题的白色海报点缀其间，为百年学府增添了新的气息。

    8月24日至25日，由光明日报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君子文化论坛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围绕“家国情怀与君子文化”的主题，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畅谈新时代的君子人格风范。

君子必然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距离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有5年时间。5年来，君子文化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在全国不少地方、不少领域开花结果。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专题探讨“家国情怀与君子文化”，更彰显出君子文化的特殊价值。

    “君子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格形象，家国情怀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意识。这两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必然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则是传统君子最显著的人格标识。当下，家国情怀仍然是新时代君子鲜明的价值取向和高扬的精神追求。”浙江大学君子文化中心主任何泽华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推崇家国同构、忠孝一体，家国情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静静流淌。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思想情感的价值取向，必然有其承载、实行和张扬的主体。尽管各类不同人群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与家国情怀联系，但总体看来，早期家国情怀更多地体现和彰显在先秦时期君子身上。”安徽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钱念孙说。

    他考察了家国情怀的萌生与君子人格确立的渊源，发现这两者实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家国情怀在古老中国的精神原野上破土而出及抽穗灌浆之时，正是先秦君子那遥远的身影走出地平线而逐步迈向历史舞台中央之际”。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看来，在不同的生活境遇展现出不同文化面向和人格形式，是古代中国士大夫的普遍特点，“他们总是以天下为怀，希望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甚至不惜舍生取义”。

    古人言，忠孝不能两全。上海交通大学中华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余治平却认为，在君子身上，可以克服忠孝两难的道德悖论，这也从侧面彰显出家国情怀之于君子的重要性，“尽忠的人，在家、在邦都是有德行的人，都是君子，他的行为举止都能够自然而然符合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

    忧患意识是君子的重要德行。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善蒙把“忧天下”视为君子忧患意识的最高境界。

    “立足于天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君子的一种非常崇高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虽然家国一体，虽然人的现实存在形式总是有限制性，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天下关怀，‘心忧天下’就是这种情怀最为直接的表达。”何善蒙说。

家国情怀扎根于中华民族血脉

    夏日午后，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钱学森展板前围满了参观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发展新中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成为他对家国情怀的最好诠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把家国情怀作为毕生的理想追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深有感触，“中国人的学术思想常常沉浸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不太盛行西学那种纯思辨的认知主义。中国学术的实用关怀，也即经世、救世愿望，演变成历代士大夫的出仕追求，以及现代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

    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晓颖系统梳理了伍子胥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沉浮。结果发现，在君子文化的浸润下，春秋时期很多世族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并由此升华而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春秋世族君子人格的必然归宿，“叔向、晏婴、叔孙豹、子产、季札这些春秋贤人都是这样的。伍氏家族也代代以此为理想，并用生命来践行”。

    从“尝遍百草”的神农氏、“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心怀救国济民却被放逐于湘的贾谊、范仲淹、柳宗元等，湖湘大地自古多豪杰。此中原因何在？这是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利君经常思考的问题。

    她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历代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湖湘君子创造了先决条件，以至于湖湘君子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湖湘人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意识与“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紧密结合，为后世开辟出了优良的家国传统，延续至今，影响深远。

    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中胜长期关注客家人的家规家训。他发现，在这些家规家训中，“孝家”和“忠国”占据重要位置。比如，《陈氏家训》载有“仕于朝也，为忠为良”。《张氏千字家训》载有“国家与民，关系互相，民忠国盛，国富民康”。“从文天祥到黄遵宪，再到兴国56位共和国将军的献身为国，一个个客家民族英雄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客家人的‘忠义’。”他说。

    经过历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家国情怀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内容。湖南娄底市委党校讲师彭龙富感慨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家国思想，中国人群体意识里被浸染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无数仁人志士顾大义、重气节，义不负心、忠不惜死，书写了一曲曲悲壮的忠义之歌，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大忠大义，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激活君子文化的爱国主义基因

    以古人之智慧，开今日之生面。作为扎根于中华历史文明深处的君子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提供精神伟力？

    “一种体现社会进步、具有时代精神的君子家国情怀，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重要的。新时代君子的家国情怀，是对自我人格的认同与人生价值的追求，是对国家、人民的热爱与民族文化的自信，是对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担当。”何泽华说。

    他认为，新时代君子的家国情怀既传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价值理念，又高扬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更是“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的责任书写，传承且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家国情怀格局，实现了时代精神的升华。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成际表示，中华民族历来注重道德精神，逐渐形成追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诉求，而君子文化是其集中体现，“只有将内化与外化相结合，才能使君子人格真正成为当代人的优秀人格品质。君子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和印记，能够引导价值取向，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践行”。

    君子文化的当代传承还需要全球眼光。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黄柏青说：“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日益密切的今天，君子文化中的‘修齐治平’与当今世界有着积极的对接点与融合面，尤其是对提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互信感，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

    在钱念孙看来，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家与国的形态及关系与悠远的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家国情怀，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的感召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面对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让以君子人格为主干的君子文化，包括对家庭和国家认同与热爱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谱写新的历史华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钱念孙说。

    （本报记者 刘江伟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