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别只是凑热闹

    “青年写作”已是当下时代文学生态的热闹景观。部分重要文学专业报刊对“文学新生力量”都表现了极大的关切。这样的关切，固然与评论家说的文学需要不断有新人加入、“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有关，也与互联网时代对文化、文学的冲击程度有关，表达的欲望与欲望的表达成为时代性需求，文学的杂拌儿状态与新媒体时代的多元空间互为渗透，促生了“青年写作”的活泼景象。

    只是一些困惑也由此产生了。文字的都属于文学吗？写作的都是作家吗？代际与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吗？热闹的“青年写作”是“真正的写作”还是“行为艺术”？如何在时代中确认“青年写作”的本质性意义？这些“困惑”，也促使我们在时代的裂缝间重新思考几组文学关系。

    一是“炫技”与“新锐”。“炫技”早就声名狼藉了，这种带着强烈形式主义与求异特质的“实验”，更多时候表现为对技术的索求甚至是索求无度，时代与现实只是它实施形式的载体。“新锐”既有“炫技”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但更强调精神意识的深邃幽远。那么问题来了，当下穿梭于各大“文学现场”的青年们到底是炫技的“文学青年”还是新锐的“青年作家”？他们投入文本的思想——如果是思想——及其之于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刻意的另类固然带着强烈的创新特质，但是缺乏现实震撼与介入的写作又有多少抵达人心人性的可能？我不否认叙述手段的探索，我疑惑的是，疏远或逃离了文学本质存在的写者及文字，还能不能称为作家与文学。新媒体时代青年作家的普遍危机，不是缺少技术，而是缺少介入当下生活深处的能力。所以，当我们思考“炫技”与“新锐”问题时，归根结底，是在思考文本内在意蕴空间感问题。红楼再热闹，终是一场梦。

    二是“文学生活”与“文学本身”。有声音质疑过，景观式繁盛的“青年写作”更多是文学生活而非文学本身。从当下文学现场看，青年作家的“文学生活”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强调原初身份与创作的关系，“跨界”“新人”“异质”“破壁”等成为扶持和推销“青年作家”的重要标签；借助访谈、读书会、新书发布会、网媒等形式，以“策展”方式将“青年作家+批评家+商人”进行融合性设计，做成文化创意产品；批评家提前介入文学生产过程，文学作品成为作家与批评家合力作用的成品。这些“文学生活”，显然是将文学生成看作是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共融性生成。诚然，新的时代必然生长出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创作，文学与作家生活的具象关系、文学与其他艺术行为的交汇渗透，也深刻影响着文学未来的发展，作家、文学批评家乃至理想读者（观众）共同构建和拓展着文学的新可能。但是，文学生活终究不能等同于文学本身，文学生活的丰富与文学本身的质量也并无必然的正比关系，当文学成为“一种被过度消费和征用的‘商品’”，当文学生活成为一场打着文学幌子做着文学表演的猎奇秀台，文学生活拉低的不只是文学本身的高度，更是将文学带入了行为艺术的泥潭。陷入“文学生活”的青年写作者们，无论热闹到何种程度，对“文学本身”品质的诉求才是文学该有的样子。

    三是“消费性文学”与“未来性文学”。文学语境的形成无法剥离于时代，文学生态的繁盛也不是囿于或者首先不是源于文学内部的繁衍式繁盛。“当下时代”的文学场域，文学生态最显性特征是互联网对文化、文学的冲击。哈贝马斯曾恼怒于互联网对文化的冲击，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标这是为经济服务而非为文化服务的新媒体革命”，并忧心哲学的未来。尽管哈贝马斯的“恼怒”显得有些老派，但他间接指向了文学的“消费性”与“未来性”问题。显然，我们不能说“青年写作”不是指向“未来性”的文学，但消费时代应运而生的很多商业化文字的确源于“青年作家”笔下。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与发达、网络时代信息的高密度负荷，促生了文字表达的快速蔓延乃至泛滥，并催生了“全民写作”的盛行，但那些普遍性的即时“产品”并不承担着深层的意义功能。而“未来性”文学，或是制造技术手法的创新，或是用超验性样本为文学的未来探路，为好的写作创造着穿越时代的可能。事实上，热闹的与留存在时间里的是两码事，鸳鸯蝴蝶派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即便流通到极致，但在时间的淘洗之后，我们更多见到的仍是“为人生”的意义性文学。

    四是“赝品写作”与“真正的写作”。从事原创文学出版的文珍曾经思考过什么样的小说才是打动人心的“真小说”，而非“假小说或赝品小说”。她认为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应该看是否具备原创性、能否与世界真正有效地沟通。也就是说，用主体心灵去回应或反映世界、反映当下现实并注入思想的因子是作家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好的写作，是可以穿过厚重人生的。这就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写作”，什么样的作家才是“好的作家”？我们应该用文学品质、人文主义或全人类价值等本源性问题来衡量作家作品的优劣。换句话说，作家在作品中投入的思想，作家面对世界处理现实的态度，作家经历的生活和深入生活的深刻度，作家独特的个人化文学观、文化观、价值判断，作家之于时代的意义等，是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作家主体身份的基本方式，也是抵达“真正的写作”的可靠方式。

    其实，我想谈论的是文学，但文学背后的种种，却是写作者面对当下时代与现实的态度，也是写作者想象读者的方式，更是我们认证写作者作家身份的重要凭据。真正意义的写作，是一群用灵魂在时间里流淌而非浸淫于技巧、耽乐于表演的写作，是介入时代也是表现时代与冷静判断时代的写作，它们的历史化存在，与作家的年纪标识、作家出道的早晚、热闹喧嚣的程度等并无必然的联系。

    （作者：周红莉，系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