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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3日 星期六

    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反对形式主义

    作者:朱冬生 史延胜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03日 07版)

        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外胜利广场上的一组名为《人民支前》的大型锻铜群雕。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019年5月,在“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拍摄活动”启动仪式上,亲历解放战争的老兵向大家敬礼。李宝洋摄/光明图片

        【八一特稿】

    编者按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纪念日。92年的峥嵘岁月,人民军队一路披荆斩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立下了赫赫功勋。92年来,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里,推出一篇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文章,以期对当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胜之道良多,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居首。建军之初,毛泽东主席就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的一些部队在外线作战中取得一些胜利。形势一旦向好,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就有所抬头,一些同志不切实际地盲目轻敌,甚至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金汉鼎部的“会剿”也不以为然。贴标语、喊口号、开大会、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形式主义动作,耽误了应有的战斗准备,致使“进剿”之敌轻易得手,金汉鼎直逼古田。朱德接报之后,立即“围魏救赵”,率部猛攻金汉鼎的老巢广昌,金汉鼎慌忙收兵回援广昌。毛泽东借机率二纵跳出包围圈,北上清流、归化。形式主义害死人,这一革命进程中的曲折,给毛泽东留下了永远的记忆。自此,我党我军始终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革命队伍里的痈疽,主要表现为:讲空话、喊口号,不抓落实;重形象、图虚名、急功近利;不诚恳、搞虚假、欺上瞒下;拍脑袋、拍胸脯、脱离实际;不担当、不负责、为官不为;爱摆谱、官气足、机械教条。人心向背看作风,习近平主席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因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生动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战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各项工作发展仍具有深刻启示。

    1、“学习王云才,替群众管家”

        1947年上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主席、党中央撤出延安。西北人民与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解放军相处10多年,感情很深。敌军到了安塞时,就有群众埋怨说:“为什么不替我们挡一挡啊!”爱民模范王云才听到后就耐心向群众解释,我们撤出延安是为了让敌人背上包袱,将来消灭他们。他还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带领战士们帮助群众掩埋东西。只要部队住进敌人走过的村庄,看到被敌人祸害得一片狼藉的情形,王云才都非常心疼,他便力所能及地帮助整理归拢,并劝阻其他乱翻乱拿东西的战士。为此,他专门召开班务会,对大家说:“在老乡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替他们保管好财物。”他和全班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份替群众管家的爱民公约。王云才带领全班严格执行爱民公约,对不太理解的战士他耐心教育:“我们有困难,应该自己努力克服,不能去拿群众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啊。”

        旅政委余秋里得知王云才的事迹后,明确指出,做群众工作,是个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任何形式主义的花架子,人民群众都是不会认可的。为此,他决定在全旅开展“学习王云才,替群众管家”运动,把爱护老百姓家中的大小事物,当成人民子弟兵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活动也得到了张宗逊、彭德怀、习仲勋等纵队及野战军首长的充分肯定,并在整个部队进行宣传和推广。全体指战员都自觉把群众的家当作自己的家,战斗间隙帮助群众修房垒墙,打扫卫生,还省下口粮接济群众渡难关。

        王云才“替群众管家”做的是一些小事,部队各级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而是扎扎实实地推广这个活动,换来的不仅是人民群众的高度赞誉,而且极大地调动了西北地区人民群众拥军支前的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边区人民群众参加担架运输,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等任务,就先后出动了218万多人次支前和支援作战,筹措粮食120余万担,柴草6000多万公斤,动员了4.2万名青年参军。彭德怀曾感慨地说,没有陕北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我军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我们怎么能打败23万强敌呢?习仲勋也曾动情地说,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边区人民的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2、临汾战役中的“快板小传单”

        脱离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如果在工作中缺乏实际针对性,在指导上和方法上必然是假大空。宣传干事毕革飞在临汾战役中创造的“快板小传单”,不搞形式主义,有针对性地反眏战士的真实心理,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

        临汾攻坚战自1948年3月7日起至5月17日结束,历时两个多月。为了改变前线战壕内战士们单调的生活,部队便在战斗间隙组织开展了一些战士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毕革飞的快板书最受战士们的欢迎。毕革飞本就擅长用民间快板表现战士们的战斗生活。这次在临汾前线,他的快板诗,更是派上了大用场。临汾攻坚战司令员徐向前用的是坑道战术,临汾城四周全是人民解放军挖的坑道。坑道迫近城池,距敌很近,而且坑道狭窄,没法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毕革飞就和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撒传单。就是把快板诗写在小传单上,传送到前沿坑道里,供战士们传看。快板诗发展成为“战壕传单”,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战场的独创。

        毕革飞的快板诗,是与战士们经历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快板诗通俗易懂灵活生动的形式,介绍一些临汾攻坚战具体的作战方法、作战手段,这样的传单在战士们中间传递交流,已经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的效应,对作战胜利也起到了组织引领作用。针对敌人投掷的黄磷弹,传单上的快板诗写道:“照明弹,没啥用,外面是个洋铁桶。不爆炸,不伤人,专为夜间来照明。没落地,不要动,趁着明亮看地形。等它熄灭了,赶快就前进。”“小传单”帮助前线的战士们解除了对黄磷弹的顾虑。当部队要采取坑道爆破去摧毁敌人堡垒时,战壕传单上就写道:“咱们有飞机,光叫敌人坐,不在天上飞,钻在地底下。步兵修跑道,工兵把机驾,敌人一坐上,全都美死啦。”前线的指战员们都说:“小传单又顺嘴又好懂,又好记还能用。”

        当有的同志提出把这个宣传活动,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做法写到相关文件里,并成为政治工作的一种固定形式永远搞下去时,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这个宣传鼓动方式只适合这次战役,如果不分场合地固定推广,那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对战争的胜利一点用处都没有。临汾战役前线发明的这种战壕传单,来之于战士,又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反哺给战士。写他们,说他们,小传单成了战士的知心朋友。

    3、“猫耳洞”和“飞行炸药包”

        现在步兵训练教材内和在野外训练中,常有修筑“猫耳洞”的训练项目,但猫耳洞的由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猫耳洞,是1948年初由华野十纵二十九师发明的,时任师长为肖锋。苏北平原秋冬季节枯水,部队无论是进攻、防御,还是行军,晚间宿营既无民居,也无帐蓬,常露宿田间地头。掘穴而居,猫耳洞就此产生。既可防寒,也可防空、防突袭。

        战争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当时有大大小小的兵工厂近千个;有一部分是来自战场的缴获;缺口部分由各部队自己解决。在武器装备极端紧缺的情况下,发动干部战士土法上马,制造、创造是主要手段。1948年8月,肖锋参加了华野在曲阜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我军已进入战略大反攻阶段,过去习惯的山地战、运动战,仍然非常有效,但成功的经验不及时创新改造,就将成为形式主义。我们要不断适应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的特点,各级指挥员要多动脑子,多搞一些发明创造。曲阜军事会议给肖锋以很大的启发,他找来全师有名的“爆破大王”营长赵明奎,叫他设法研制出一种叫“飞行炸药包”的既简便又杀伤力大的武器。赵明奎和师里的研制小组一起苦苦摸索研究,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终于成功研制出新式武器“飞行炸药包”。不久,华野首长还专程到二十九师来检验“飞行炸药包”的实战表现。检验的时候,在开阔地里做了3个100米远、3个500米远的碉堡,最后用抛射弹将15公斤重的炸药包向目标射去。几声巨响后,6个碉堡眨眼间荡然无存。华野首长高兴地对肖锋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武器创新,目前在我军重型大炮缺乏的情况下,攻城、打坦克很适用!”

        “飞行炸药包”简单易造,很快在华野推广,在以后的济南战役与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华野十纵二十九师创新创造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都需要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一成不变的形式主义和不切实际的官僚主义。

    4、一个副团长端掉敌人一个兵团指挥部

        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担当,为官不为。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围歼“西进兵团”的战斗中,一个副团长率一个营,端掉了敌人一个兵团指挥部。正是由于他的敢于负责精神,加速了敌“西进兵团”的崩溃,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10月19日,东野以9个纵队的兵力把廖耀湘部12万人包围在辽西胡家窝棚及周围丘陵地带。26日拂晓,第三纵队部分部队到达胡家窝棚以西地区向敌发起攻击,七师二十一团副团长徐锐率前卫三营追击溃敌,在胡家窝棚西北约1公里的小四间房村,发现灯火闪亮,有不少汽车发动机声和骡马嘶叫声。侦察员报告:“村子里有许多电话线,村口哨兵很多,还有不少敌军官,一定是敌指挥部。”这该怎么办?徐锐此时有些犯难。打,以一个营的兵力有些冒险,而友邻部队这时都还没有靠上来;不打,放过这个机会又觉得可惜。犹豫片刻之后,他还是决定打。徐锐遂下令向村子发动攻击。八连二排在村东抓获一大卡车敌军官之后,继续孤军深入,又夺得敌一个榴弹炮阵地,俘敌副军长以下100余人,缴获20多门榴弹炮。这一下动静大了,敌人立即实施反击。徐锐率领的三营被敌人压制在村西一块开阔地。危急之时,三纵炮营一连赶到,十九团一营、二十团三营九连、二十五团一营听见枪炮声,先后靠拢过来,对村子形成包围,村中之敌乱作一团。徐锐立即带领三营发起冲锋,攻入村内,敌人惶恐之间纷纷举手投降。

        徐锐一审问俘虏,才知道自己打掉的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六军军部,抓获的500多名俘虏,职务最高的是敌中将参议,可惜主将廖耀湘、李涛跑掉了。这令徐锐和三营营长都吃惊不小,赶紧向师长报告。师长在惊奇之余,更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连说徐锐立了大功。徐锐的这个决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却生动地体现了他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

    5、天津战役流水成冰变通途

        反对形式主义和摒弃官僚主义,不是口号,是行动,是生动的革命实践。刘亚楼每战必到前线抵近侦察,以增强作战决策的科学性。天津战役期间,为了进一步核实敌人的防御能力,一天深夜,刘亚楼带了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到一线抵近侦察。突然敌人一个搜索队在暗夜里出现了。敌搜索队用手电筒四处盲目地晃动着,余光扫过刘亚楼等一行人。因为距离较远,模模糊糊看不清,敌人边拉枪栓边大声吆喝:“什么人?”急中生智的刘亚楼以“恼怒”的口气回应:“混蛋,大声嚷什么,别让共军听见了。”就在对方被骂得晕头转向时,刘亚楼一行给了敌人一阵猛烈的射击,随即趁夜幕溜之大吉。

        攻取天津需要克服的难题太多,开战之初首要解决的就是天津城防四周护城河的水患。国民党天津最高军事长官陈长捷把护城河当成天津守卫的天然屏障,冬天不让护城河结冰,这当然成了攻城部队的大障碍。为了解决水患问题,刘亚楼亲自到实地观察水流情况,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野外反复查看水流的来源和走向。他走遍了天津城周围的河水沟汊,寻访了许多群众,但始终找不到问题的症结。一天,他忽然想起,如果溯流而上,或许能找到原因。他立即同一纵二师师长贺东生驱车数十里,来到津南的独流镇。从当地一位老乡口中得知,马厂附近有一道水闸,去年国民党军队关死了闸门,使减河水经南运河流入护城河,再由护城河流入海河东泄入海,活水自然结不成冰。了解到这一情况,刘亚楼立即对贺东生师长说:“马上派部队,打开减河水闸,引南运河水倒流入减河。”一夜之间,由于水源切断,活水变死水,天津的护城河上便结上了厚厚的冰层。陈长捷苦心经营的天然屏障就此打破。

    6、为俘虏有饭吃,拉粮无罪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僵化保守、机械教条,使本来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因为不作为,而成为大问题。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结束后,团参谋长李中元率部负责在上海江湾机场仓库看押四万多名国民党俘虏兵。四万俘虏兵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以常规部队体制类比,相当于一个军。面对这么一个庞大的俘虏群,这个团参谋长碰到的最大难题不是打架、斗殴、骚乱,而是没粮食,俘虏兵吃不上饭。刚刚解放的上海,粮食奇缺。李中元多次向师里、军里请示,答案全都一样,没答案,无下文。俘虏们饿了,他们嚷着要吃饭,到了第五天坚持不住了,整个仓库开始骚动起来。情急之下,李中元问俘虏:“上海哪里有粮食?”俘虏们“哄”地嚷了起来,争相报告自己知道的地点。李中元立即从俘虏中选出一百多名司机,开上汽车,带上五百多人,并派干部带领去市里拉粮食。

        粮食拉到了,俘虏们的情绪稳定了下来。第二天早饭后,师部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亲自找李中元谈话。听到这个消息,李中元既兴奋,也纳闷。到了上海市政府,陈老总问他:“你是李中元?”李中元答:“是!”陈老总又问:“你违反规定,违反纪律了,你知道吗?”李中元不由得愣住了,还没等他说什么,陈老总又说:“你组织俘虏去拉粮食了,而且拉得很多,有这事吧?”李中元这才明白了,为俘虏拉粮食无功反成过了,李中元大声答道:“有!”陈老总又问:“你这是违反纪律了吧?”李中元争辩说:“我没违反!”陈老总说:“你说说看,你怎么没违反。”李中元说:“共产党讲俘虏政策,我军刚解放上海,如果一下子饿死几万俘虏,会带来多坏的影响?再说,粮食是我们打了借条才拉来的。”陈老总听后开怀大笑起来。李中元从笑声中感到陈老总对他的支持和鼓励。陈老总高兴地说:“你说的情况基本属实,为解决俘虏的吃饭问题,你拉粮无罪。你做得对,不过今后遇事要及时请示哟!”事后李中元才知道,军里知道他拉粮的事,有些领导要处分他,也有些领导不同意,情况反映到陈毅司令员那儿,陈老总决定亲手处置这一棘手的难题。

    7、把火炮推到敌人鼻子底下打

        1949年7月,经扶眉、陇东战役后,吴志远任团长的炮兵团奉命支援六十三军一八九师歼灭窦家山之敌。守敌是国民党一○○师和马步芳的警卫团。工事坚固,布防严密,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团长吴志远决定把火炮推到敌人鼻子底下打。这一决策无疑是违反炮兵教程和常规战法的,炮兵指挥所的决心难下。吴志远告诉大家,作战的最高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一切与之不适应的都只能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只要火炮上山,有了首轮火炮打击命中系数的百分比,我炮兵团确保步兵攻击的战斗目标就达成了。大家听到团长这一深谋远虑的解释,一下子情绪高涨。全团干部战士决心一定要集中优势火力,精确打击,为突击部队撕开进攻的口子。进入阵地之后,英勇的干部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马拉、人推、肩扛,硬是把几十门大炮推到离敌人前沿阵地只有四五百米的距离内,真正戳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了。

        7月25日10时20分,兵团指挥部一声号令,炮兵的火力急袭开始了。几十门大炮,齐声怒吼,发发炮弹划破长空,狠狠地倾泻在敌人的前沿阵地上。仅仅30分钟的火力急袭,就把敌人的前沿阵地打得七零八落,工事和火力点大都被摧毁,主阵地前的两条通路打开了。主攻团三连,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在纵深战斗中,步兵冲到哪里,炮火就支援到哪里,联络的红旗指到哪里,炮弹就落到哪里。一阵阵的破坏射击,摧毁了敌人一层层工事,一次次的炮火拦阻,打退了敌人一批批的反扑。12时30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窦家山主峰。

    8、从数浪花中把握射击时机

        三五二团的侯志诚,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没想到一步步向南走,要打海南岛。他既晕船,又不会游泳,更不会在海上据枪瞄准射击。不过他有一股天生不服输的劲头,在全军大海训中,他学会了游泳,克服了晕船。海上波涛汹涌,在船上把握射击时机很难。侯志诚针对这个问题苦苦钻研,盯着海浪做文章。他从早到晚都蹲在船头上用心看浪。侯志诚发现,当船头把浪头分开,浪花顺着船底流过去的时候船就会稳一会儿。他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进行射击。可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他默默地在心里概略地计算着,一、二、三、四地数,先看一个海浪从船头流到船尾一共有几个数,再看浪花顺船底流过去几个数,几个数稳定,几个数不稳定,这样就基本计算出了稳定与不稳定的时间差,此时据枪射击,目标基本命中。侯志诚把这个办法教会了班里的同志,班长教会了连长,连长教会了全连。随后从营里一直到军里,都进行了全面推广。在这个基础上,使用各种重型武器,如机枪、火炮等的战士都掌握了这个要领。

        海南战役的军事总指挥韩先楚知道,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来不得半点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四十军大部分战士都是北方兵,解放海南岛,必须克服两大障碍,一是不会游泳,二是晕船。他规定,克服不了这两个障碍的,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一律不准参战。谁弄虚作假,谁搞形式主义,撤谁的职。这一招真管用,海南岛战役的国民党军,就是被这样一支人民军队打败了。

        (作者:朱冬生 史延胜,分别系解放军出版社原社长、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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