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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湛蓝，偶有一丝云翳飘过，飞行在青藏高原上空格外稳当。
从西宁飞往玉树，一个小时的旅程，舷窗外目之所及皆是山：先是纹理袒露的群山，再是连绵起伏的雪峰。当一片青翠映入眼帘时，飞机开始下降，玉树便到了。
许多人对玉树的印象，还停留在2010年那场大地震。那时的玉树到处残垣断壁，近10年时光过去，玉树早已旧貌换新颜。汽车在公路上悠然前行，茵茵的草原上牛羊结群，随处可见飞舞的五彩经幡，蜿蜒的小河如玉带般飘逸透亮……
峰回路转间，一座现代化的高原新城猝不及防般出现在眼前——宽阔整洁的街道，人声鼎沸的市集，一幢幢藏地风情的美丽建筑，让人恍有隔世之感。
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制度优势，在玉树再次创造了翻天覆地的人间奇迹。就像玉树城入口“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全国人民”的硕大标语一样，历经地震之殇、发展巨变的玉树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恩深沉而浓烈、坚定而质朴。西部战区陆军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一家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记者面前的尼都塔生一袭戎装，典型的康巴汉子形象：身材高大魁梧，五官棱角分明，双眼炯炯有光，黝黑的脸庞上留着训练的疤痕。
尼都塔生的家族史连着玉树解放发展史：他的曾祖父升起玉树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其祖父开创“康巴世族”后代入党先河、其父亲是玉树各族干部的楷模。
这一切传奇，要从1949年的那次远行说起。
1、东坝头人最后的背影，飘荡成一面“红经幡”，守望着岁月，守望着子孙们坚毅的脸庞
地处青海南部的玉树，在新中国成立前仍沿袭千百户制度，最高统治者是清朝政府册封的世袭千户，因当时行政中心在囊谦县，老百姓称其为“囊谦王”。
“囊谦王”治下有20多个百户，其中的四大百户，在王府为千户轮流执掌大权，办理政事要务。尼都塔生所在的东坝家族，便是四大百户之一。
1949年初夏，当高原的牧草刚开始由黄转绿时，“囊谦王”才旺多杰带领一支马队从囊谦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方行进，尼都塔生的曾祖父土登宫保也在其中。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西宁向军阀马步芳“献礼”，整个马队即由所有百户组成，队伍绵延一里多地，马背上驮着成捆的兽皮和山珍。走在马队最前面的是十几名康巴武士，人人头戴毡帽，腰挂藏刀，背着步枪，威风凛凛。
马队走了1个多月，在共和县境内暂歇时，遇到北边来的两个人。土登宫保认得其中一个，他是马步芳手下的税务官，会汉语也懂藏语。看二人行迹狼狈，也没穿军装，有些狐疑的土登宫保便上前盘问。
“官爷，这是到哪里去，咋不穿军装？”
“你们这是要去西宁？别去送命了！”税务官用藏语回答，“解放军打来了，西宁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赶快掉头回吧。”
“不是马司令还在西宁吗？”土登宫保有些吃惊。
税务官突然暴躁起来，带着气说：“马司令？早跑重庆享福去了，留下我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弟兄们都在逃命哩！”
早就听说解放军要打到青海来，没想到这么快。土登宫保把两人带到才旺多杰面前，再仔细盘问，还是同样的说辞。
马步芳真的完了，土登宫保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想想前几年，马家军在玉树烧杀掠夺，恶事做尽，这几年不杀人了，每年的赋税却压得族人们有苦难言。想到这里，土登宫保有些敬佩解放军，“那么强的马步芳都给剿了，可真厉害啊”。
打发掉税务官二人，土登宫保向才旺多杰建议：“马步芳是我们藏人的仇人，仇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解放军给我们报了仇，我们这些礼物不如去西宁送给他们？”
才旺多杰对土登宫保的话有些心动，遂找来其他百户商议。一群百户一碰头，意见有了分歧，大部分头人持反对意见，表示要带着本族人马返回玉树。土登宫保说服不了他人，自己在得到才旺多杰的允许后，带着独子彭措旺扎和族人继续前往西宁。
此时已是1949年10月。到西宁后，土登宫保让人找了好几天，才打听到解放军的驻地。当他和族人赶着200多匹马来到解放军军营时，受到了当时西北野战军第一军领导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军的军营里，土登宫保住了10多天，越住越觉得这些“金珠玛米”和其他军队不一样：“长官”没架子，士兵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常常帮老百姓干活。
他带着儿子彭措旺扎去找部队首长：“我们牧人愿意跟着你们的队伍干。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也送给你们吧。”
部队首长对土登宫保说：“东坝头人，玉树的老百姓也需要您。我们马上就要去解放玉树，您先回去，帮我们做好群众工作。”
一听部队给自己安排了任务，土登宫保满心欢喜，立即着手返回玉树。临行前，部队首长送给土登宫保3条枪，而他特意要了一面五星红旗。
返回玉树的路上，土登宫保让人把五星红旗挂在长枪的叉子上。回到玉树后，他又把红旗挂在家族最高的屋顶上，逢人便讲：“这是共产党的红经幡，是最耀眼的。”
11月2日，玉树隆重举行和平解放庆祝大会，土登宫保等部落头人分别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热烈欢庆玉树解放，并表态“愿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玉树藏区建立人民政权”。
1950年，土登宫保参加了玉树地区各族各界代表会，当选为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兼任囊谦县政协主席。
1952年初，土登宫保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北京参观学习，他不仅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崭新气象，还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红经幡”。
从北京学习结束返回青海后不久，土登宫保突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对儿子彭措旺扎和一众族人说：“我死了你们不要难过，我去西宁，听共产党的了；到北京看了，更坚定了这个信念。东坝族人必须跟着共产党走，绝不可三心二意。”
2、在忠勇的人心中，没有比玉树更圣洁的土地，也没有比党籍更珍贵、更沉重的勋章
和平解放后的玉树百业待兴。那时，虽然成立了人民政府，但千百户制度的影响仍然很深。土登宫保去世后，年仅14岁的彭措旺扎自然成为东坝百户，但他从未行使过自己的百户权力。
受父亲的影响，彭措旺扎自幼接受党的教育。他思想进步，反对农奴制管理，反对给牧民摊派差事，反对剥削群众，还动员亲属交出代表贵族身份的证书、文件、旗帜等。
有一次，囊谦的几个牧民在神山上挖虫草，被关押起来，但彭措旺扎作主释放了他们。此事传开，其他百户纷纷数落他，而牧民们却对这个年轻的百户赞叹不已。东坝家族对百姓真诚热情，导致许多属于其他家族的牧民主动投靠过来。
入党，曾是土登宫保至死都未能实现的愿望，彭措旺扎也像父亲一样，渴望早日加入党组织。但在当时的玉树，“百户”入党从未有过先例。
年轻的彭措旺扎主动到西北野战军骑兵团担任翻译工作，为维护玉树的和平稳定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郑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囊谦县委经过认真考察，觉得彭措旺扎的政治觉悟、工作表现都达到党员标准，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写了请示报告，报到玉树州委，玉树州委又报到青海省委，青海省委又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
1960年，经过1年多的考察，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19岁的彭措旺扎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户”入党，在当时的藏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入党后，彭措旺扎更加积极工作，他先后担任囊谦县副县长、县长，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玉树州原档案局局长钦培扎西当年曾和彭措旺扎一起共事，他回忆：“每次下乡老百姓见了彭县长，都会像亲人一样拥抱、贴脸、碰额头，这是藏族的最高礼仪。”
彭措旺扎常对政府工作人员讲：“群众来找你是要办事的，办不成事就不要干那个职务。能立即办就办，办不了就要解释好，把群众的困难牢牢记在心里。不要对群众发脾气，要耐心听。”
1964年7月30日，囊谦县委在向玉树州委上报的《关于彭措旺扎同志的材料》中写道：“在民干（民族干部）中学习较好，平时重视政策理论和文化学习，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中吃苦耐劳，有时带病坚持工作，1963年主动申请到海南州接受调拨的牧畜，历时4个月将牛羊赶回县里，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该同志身体不好，却经常要求下乡，并到最艰苦的地方。”
彭措旺扎从囊谦调到治多县担任县长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家庭成分和个人身份原因，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错误批评，当得知自己被撤销职务时，他说：“职务和工资没有了都没关系，只要我的党籍还在就行。”
在彭措旺扎心中，党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处于人生低谷的那几年，彭措旺扎从未改变对党的信念，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没给他分配工作，他就主动去挖县委的菜地；没人批斗也没事干的日子，听说囊谦山沟里有个农场，他就主动要求去那里劳动，每天种菜、浇水、收菜、收割庄稼。
彭措旺扎给族人和老家东坝乡的领导讲：“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一定要公正正派，老老实实，党的号召要积极参加，要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真心实意地工作，真心正派地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真心真意的。”
恢复工作后，彭措旺扎主动向组织申请放弃杂多县县长职务，选择到玉树条件最艰苦的曲麻莱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历任玉树县人大主任、玉树州委常委、副州长等职务。
雄鹰永远护卫所钟爱的土地，牦牛终将献身给牧人的生活。1989年，彭措旺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倒在办公桌前，年仅51岁。彭措旺扎去世后，玉树州各族干部群众自发开展悼念活动，许多老百姓痛哭流涕为他送行。
3、经历曲折与磨难，仍能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执着于儿时的梦想
尼都塔生的父亲叫东坝阿宝。阿宝，其实是他的小名，饱含着亲人对家中唯一男孩的爱恋。
东坝阿宝8岁那年，父亲被错误批斗，使这个从小被人宠溺的“阿宝”，过早尝到了世事的无常：一家人从县委家属小院搬到了土坯房里，学校把他和姐姐开除，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把他孤立起来。
父亲被批斗的第二年春天，一家人又被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母亲带着东坝阿宝和他的姐姐、妹妹来到杂多县结扎乡红旗村。母子四人相依为命，每天放羊、打酥油、奶渣，靠这个挣工分。
从“小少爷”变成“农家子弟”，年幼的阿宝有过短暂的失落，但很快他就爱上了草原上的生活。那时的东坝阿宝喜欢坐在山岗上看姐姐唱歌跳舞，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嘴里嚼着草根想：就这样在草原上做一个快活的牧民，那该多好啊。
“下放劳动”3年后，父亲彭措旺扎恢复了工作，但东坝阿宝和母亲的农村生活还在继续。直到1982年，彭措旺扎担任玉树州副州长了，才将一家人从农村接到城里。
东坝阿宝从小就梦想当解放军，当时一件意外事件让他和解放军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1967年，原兰州军区测绘大队在玉树执行测绘任务。连绵大雨冲断了道路，一天傍晚，测绘大队一辆军车陷了进去。
事发地距东坝阿宝家不远，他正好看到这一幕。因为阿宝会藏汉双语，又熟悉路况，带车干部就向阿宝求助，希望阿宝能带他去县上部队驻地求援。阿宝受领任务后，带着那位解放军干部和一名战士骑马出发。他们打着手电筒，艰难地向县城方向摸索前进。
雨夜的高原处处潜藏着危险。蹚过一条河时，水势突然变急，3人连着马一起被冲散，阿宝眼看着前方解放军战士连着马被冲走，慢慢消失在黑暗中。他声嘶力竭地喊：“叔叔，叔叔！”却听不见任何回应。
阿宝很幸运，当他和马一起在水中越陷越深时，刚好被冲到一棵大柏树下，他使尽全身力气抓住树枝，最终爬到岸边。时至半夜，阿宝在大雨中冷得瑟瑟发抖，他沿着河岸不停地找被水冲走的那位解放军叔叔，却没有任何结果。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岸边碰到了寻找他们的队伍，队伍中有村干部、阿宝的妈妈，还有昨晚请求救援的那位解放军干部。
事后东坝阿宝被邀请到测绘大队接受表彰，大队领导夸他是小英雄，奖给他一幅马鞍——这是阿宝一直梦寐以求的。然而，东坝阿宝至今提起这件事，还总是满怀遗憾，“那位战士再也没有回来，真是太可惜了”。
牧区的生活虽然平淡，却也不乏精彩。13岁那年，东坝阿宝获得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被推荐到青海省湟源畜牧兽医学院上学。在那里东坝阿宝读完了初中、中专的全部学业。1979年，他从湟源牧校毕业，被分配到玉树州牧科所兽医站工作。1985年，东坝阿宝有机会来到他向往的北京，到中国农民大学上学。
学成后，东坝阿宝又回到家乡玉树。他先后担任杂多县县长，玉树州宗教局长、统战部长，州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东坝阿宝像父亲一样热爱工作，对群众充满热忱。担任县长期间，看到许多牧民遇上雪灾，牛羊大量死亡，白白造成财产损失，东坝阿宝提出“把牛羊存进银行”的倡议，保证了农牧民的财产安全。后来，这一做法在整个玉树州得到推广。
玉树是全国主体民族比例最高的自治州，一些外来干部来玉树工作，一度受到本地干部的排挤，时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东坝阿宝在全州干部大会上态度鲜明：“玉树的干部要像宽广的巴塘草原一样敞开怀抱，欢迎外来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东坝阿宝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的推荐下，一大批优秀的汉族干部得到重用。
4、在慷慨悲歌中，让雪季的肃杀渐渐走远，让每一片花草焕发新的生命
2010年4月14日早上8时20分，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顷刻间，天崩地裂，结古镇和很多乡镇、街道、社区沦为废墟，死亡人数超过2800人，伤者无数，十数万人无家可归。
江河俱哀，昆仑垂泪，举国同悲……全国人民情系玉树，万里驰援。玉树各族人民奋起自救，与灾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天，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的东坝阿宝因病正在西宁住院，突然接到妻子卓玛才吉的电话：“地震了，房子全塌了，整个玉树全是尘土和哭喊……”
“怎么会这样？”东坝阿宝心里一惊，拔掉针头，穿着住院病服就往外跑。直到在门口被病友拦住，才回去换上自己的衣服。
下午3时，东坝阿宝乘坐玉树救灾抢险的飞机降落玉树。从机场通往州府所在地结古镇的路上，东坝阿宝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流泪，呈现他眼前的是满目残垣，街道面目全非，人们在废墟和瓦砾堆中寻找被埋的亲人。
作为玉树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成员，东坝阿宝分工负责抢险救灾队伍协调调度工作。来自全国各兵种、各军区1.5万多人的抢险救援队伍，和来自全国各地137支志愿者队伍、4000多名志愿者的抢险救援目标和任务，都由他来协调调度。
每天早上，东坝阿宝都要吞下一大把降压药，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篷里，躺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由于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东坝阿宝这位在地震前就住院的病人，在抗震救灾以来的6天6夜里，头晕、胸闷，有时气短到连打个电话都要费很大力气。
4月17日晚，时任玉树州委书记贾应忠得知东坝阿宝家也受灾严重后，反复劝他回家去看看。从离开指挥部，到探望后返回，东坝阿宝只用了半个小时。在家里，他没有见到妻子卓玛才吉，也没有见到母亲。好不容易找到妻子，他却给家人“约法三章”：不要麻烦救援部队，争取自救；不要去街上领取救灾物资，自己想办法；有亲戚朋友送来食品，要分给周围的邻居。
地震发生后，还在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中学读书的尼都塔生，每天焦急地给家里打电话，但父亲的电话从未接通过，母亲总在电话里安慰他：“尼都，家里人都好好的，你别担心。”
尼都塔生回忆：“那段时间，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玉树，和家乡人民一起抢险救灾。看到解放军等各种救援队伍都上去了，自己心里才稍稍安稳。”
3年后，东坝阿宝家的房屋才得以重建。提起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他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面对历史罕见的灾情，没有全国人民的鼎力援助，玉树不可能挺到今天，近10万灾区群众不可能得到妥善安置。在这种大灾难面前，更能显示共产党的伟大，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全国人民。”
5、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额头上写满祖先的故事，康巴汉子策马扬鞭正当时
“最后一口粮送给解放军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给解放军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也要送给解放军。”东坝阿宝很少当面夸赞儿子尼都塔生，但对记者谈起尼都塔生，话语中满是自豪：“尼都参军圆了他个人的梦想，也圆了我们一家几代人的梦想。”
儿时的尼都塔生有一个英雄梦。他崇敬伟大的格萨尔王，崇拜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也渴望像舅舅那样做个人民警察。
尼都塔生的舅舅才多杰是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尼都塔生回忆，舅舅是在西宁的医院去世的，他的遗体从西宁运回玉树，几乎全城的人自发为他送行。
后来，受《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战争影片的影响，尼都塔生下决心要做个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机会在突然间降临。2008年，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中学首次在玉树招收藏族学生。得知消息，中考成绩全州第二名的尼都塔生第一时间报了名。15岁的藏族少年由此告别青藏高原，踏上云贵高原。
民族中学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艰苦的训练并未给尼都塔生留下太深印象，倒是一入学就穿上军装令他兴奋不已：第一张军装照寄回家后，亲朋好友看到了都“激动得很”。2011年6月，高考后，尼都塔生面临人生抉择：被推荐去浙江大学就读，或者报考其他军地院校。没有太多犹豫，他选择了正式穿一身军装，继续在原昆明陆军学院就读，攻读训练最辛苦的步兵指挥专业。
如果说，有一种选择叫“一见钟情”，那么，骑兵连之于尼都塔生便是如此。2015年，尼都塔生军校毕业。这一年，军校毕业学员首次按综合评定排名选择意向单位。排名靠前的他可以选择环境优渥的大城市，但当看见“玉树独立骑兵连”这一选项时，脉管中的血液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尼都塔生小时候，在草原赛马节上看过骑兵连的队列表演，他一直好奇：“马怎么能和人一样，走得那么整齐？”地震期间，从电视里看到骑兵连救灾的画面，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守卫我的家乡，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
骑马打仗，是孩童们乐此不疲的“战争游戏”；横刀立马，是军人血性胆气的象征。然而，在信息化时代去做一名骑兵，尼都塔生的选择让很多人“看不懂”。
有军校同学跟他开玩笑：“你本可做齐天大圣，却非要当弼马温。”有在玉树做公务员、当了乡镇领导的儿时伙伴劝他：“哪里不能骑马，何必非要当骑兵？”
最初，尼都塔生会脸红脖子粗地解释，久了，却不再辩解：“他们不知道，骑兵连曾两次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10次荣立集体一等功，这里的战马哪能轻易骑？”
骑兵连的马的确不好骑，没有3年培养不出成熟的骑手，训练时颠烂屁股、摔伤骨折是常事。步兵出身的尼都塔生也不例外。妻子陈玉英说：“谈恋爱时，听他聊起骑兵连那股子兴奋劲儿，我并不理解；结婚后，看到他身上到处都有伤疤，我才知道他真是喜欢这份事业。”
尼都塔生刚到连队时，遭遇一匹性子较烈的军马“枣红”。为了驯服“枣红”，尼都塔生一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又一次次爬上去，大腿内侧被磨得鲜血直流。
如今，身高一米八三的尼都塔生能轻松地飞身跃上两米多高的战马，练习劈刺、射击、越障等骑术重难点课目，均是全连样板。不过，尼都塔生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在他看来，新时代骑兵连的传统训练课目必须转型。别人眼中只是简单冲杀的骑兵训练，在他眼中很值得研究创新。步兵专业出身的他将合同战术引入骑兵训练教案，骑兵连组训方式便为之一新。
玉树独立骑兵连驻守高原70年，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为“高原守护神”，曾被中央军委授予“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荣誉称号。尼都塔生来到骑兵连后，努力续写爱民故事新篇章。
僧侣索南多杰掰着手指头细数：2017年，巴塘草原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不少牧民家都没了牲畜草料，多亏尼都塔生和连队支援，大家才挺过难关。73岁的白德老人家庭困难，儿女都不在身边，多亏尼都塔生和连队战士时常照顾，送些食品和生活用品，老人说，“他们就像是我的儿子”。牧民武玉兰家里的牦牛被车撞了，多亏尼都塔生和军马卫生员李广岳冒着风雪、打着手电赶到她家帮忙救治。
在巴塘草原，尼都塔生的电话堪称“爱民热线”，大家有困难找他帮忙，有矛盾找他调解，大家信任他，信任解放军。
夏季，玉树独立骑兵连驻训地，军号再次吹响。在连长尼都塔生带领下，一群战马在训练场上整齐列队。随着一声“骑兵连，冲锋”的号令，霎时间，群马奔腾，马蹄生风，鬃毛飞扬，锃亮的战刀折射出阵阵寒光，磅礴的气势撼天动地。
这是玉树巴塘草原上豪迈的狂飙，也是玉树新时代的一曲青春序章。
（本报记者 陈劲松 章文 本报通讯员 孙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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