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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8日 星期四

    “大地活雷锋”

    ——随农业科学家、全国“时代楷模”赵亚夫蹲点日记

    作者:本报记者 郑晋鸣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8日 08版)

        他是全国“时代楷模”,是著名农业科学家;同时他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埋首土地58年,其中退休后20年,仍主动选择扎根农村,不仅带领一个原本一穷二白的贫困村实现了小康,还帮助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实现了现代化。他叫赵亚夫,是江苏省农科院镇江农科所退休所长。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接见他,中央领导评价他是“大地活雷锋”,当地农民说“要想富,找亚夫”。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三头六臂”?近日,记者陪着赵亚夫教授在农村生活了四天,记录下了他与农民的点点滴滴。

    赵亚夫的初心

    (7月6日 星期六 多云)

        今天与赵老师约好,在镇江句容市戴庄村新落成的“赵亚夫事迹展览馆”见面。相识20多年,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十次再见赵老师了。他已经79岁了,花白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如既往,身影有些佝偻,精神却依旧矍铄。

        算了一下,他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干了58年了,前38年,他作为农技专家、农科所长,尽着一份职业的责任。退休近20年来,他依旧扎根这个山区,心廉身洁,真情为农。赵老师从不拿农民一分钱、一两茶、一袋米,却让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扬眉吐气,戴庄也成为全省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每每想起,我心底的钦佩和敬意便油然而生。

        盛夏的丘陵山区,阳光有些灼人,但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赵老师一边给参观者讲解有机水稻的种植过程,一边回过头对我说:“老郑,等我把这批客人接待完,我们去小汪家里看看!”我知道赵老师口中的小汪,是戴庄村的一个干部,叫汪厚俊。8年前,小汪从南京理工大学毕业,来戴庄当了干部,他跟着赵亚夫,一干就是8年。他把父母亲从外村接过来,在戴庄租了近200百亩土地,搞种养循环农业,如今不仅家里致了富,自己也当上了戴庄村的党委副书记。

        恰逢周六,小汪书记不在家,去金坛看老婆孩子了。他的父母亲也下地干活去了,家里没有人,三只看门的小狗见了赵亚夫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摇着尾巴往他身上爬,赵亚夫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领着我们到处参观讲解。

        在小汪家的屋后,有一间20亩的大棚,大棚上层养着50多头羊,下层养着40多头黑猪。“这是小汪家的循环饲养场。”赵老师介绍说,羊粪拉到一层,发酵后,猪连拱带吃,猪粪二次发酵后运到室外的甜柿子地里,50亩甜柿便有了有机肥料,柿子树下养了3000多只母鸡,母鸡一边吃着野草虫,一边吃着猪粪发酵后的益虫,这样就形成了循环种养殖业。

        正说得起劲,汪厚俊的父亲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喝水。“我在隔壁又花40多万元盖了50多亩的钢架大棚,用来养猪羊,今年收成好,预计能收入50万元,明年计划翻番。”老汪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兴奋地说,“全凭了赵老师,没有他,我连想都不敢想。”

        告别老汪已经是下午两点多,正是最热的时候,赵老师又出现在戴庄村的田头。望着那些拔节抽穗的有机水稻,他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展露笑颜,“老夏家的稻子醋糟用多了,估计会倒伏;蓝涛家的长势比去年好……”

        他对每家的情况都如数家珍,并及时用本子记录下来。我注意到,他的双肩包里,随身带了几大瓶药——因长期“伏”在土地上,他的腰椎间盘突出一直很严重,我刚想开口,他已卷起裤腿下到田里……望着他早已被汗水湿透的青色衬衫,我既心疼又敬佩。

        此情此景,让我突然想起赵老师几年前给我讲的故事:他在宜兴农林学院求学期间,到县医院看病,一进大门,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批瘦得皮包骨的农民坐在台阶上,目光呆滞,还有的奄奄一息躺在门诊室门前等待救治……一问才知,他们是因为吃不饱肚子,饿出的病。他想,要彻底治好这些人的病,首先要让他们吃饱肚子,于是下定决心,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我豁然开朗,让农民吃饱肚子,让农民致富就是这位老共产党员、老知识分子的初心和使命。

    全天候的农业科学家

    (7月7日 星期天 阵雨)

        东部山村的早晨,天亮得特别早,我穿衣起床,出了院门,便看到佝偻着腰的赵老师正从远处走来。

        “天气比较闷热,农民早起干活,中午天热就休息了,没睡好吧。”赵老师边走边和我打招呼。

        灰色的T恤衫,米色的休闲裤,再加上一双早已穿旧却依旧干净的运动鞋,赵老师又开始了一天的“农村游”。

        “昨天没走到这里,竟然长出一棵草来。”边说着,赵老师弯下腰,把草拔掉。

        “你看这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是今年刚开始尝试种植的双季稻,它不仅能够增加产量,还能降低价格,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的‘越光’大米。”说起这个,赵老师显得很兴奋。

        边走边看边说,眼前出现了一片桃园,我们老远看到桃园中间有一人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赵老师习惯性地说:“又是小彭找我有事了,走,进去看看。”赵老师讲的小彭,叫彭玉洪,是种桃专业户,他和赵老师有个约定,“大红色衣服显眼,便于赵老师一眼看到我,找到我,好及时解决我的难题,否则赵老师跑完全村还不知道到几点,他忙得很呢!”

        “赵老师,他们说我的桃子没有老王家的桃子甜、味不正,你尝尝。”说着,彭玉洪便将一颗桃子送到赵老师嘴边。“没有问题,这颗桃早摘了一天,如果再长24小时会更好吃。”赵老师一边品尝一边说。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在心底暗暗钦佩,赵老师把桃子的成熟精确到了小时,这里的农民能不幸福吗?

        彭玉洪高兴了,放心了,激动地说:“赵老师是我的恩人。”六年前,彭玉洪租种了80亩桃树,园内还养了鸡鸭。结果因为不懂技术,第一年近乎绝收。后来赵老师带着几个专家,接连到他家跑了三十多趟,手把手地教他,第二年,每亩地便能收入750多元,今年预计纯收入能有20万元。

        阵雨停了,乌云散了,直射到头顶的阳光提醒我,已经快12点了。但赵老师的兴致不减。“走,我带你去看看小彭他哥哥的桃园。”

        “我要10箱”“我要8箱”“我这里也要5箱”,站在小彭哥哥老彭的桃园门前,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正喊着买桃结账。

        老彭叫彭玉和。只见他70平方米的棚子里挤满了摘桃的游客,“不光有游客来园里摘桃,我网上还有不少生意。”彭玉和一边给客人结账一边说道:“是赵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财富。”

        “当年赵老师刚来村里蹲点时,每天从村东跑到村西,从南面走到北面,人们都不理睬他,还以为他是搞传销的,要么就是倒卖树苗的,幸好我没有犹豫!”作为村里第一批跟随赵老师种桃子的农民,16年来,彭玉和从一个贷款100元只为给新婚妻子买一件新衣裳的穷小子,变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种桃大户,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没有赵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彭玉和激动地红了眼圈。

        说话间,又有一批游客走进桃园,看着眼前忙碌的场景,赵老师拉了拉我的胳膊说:“我们走吧,让他忙。”

        下午一点多,匆匆吃完午饭的赵老师,又来到村子西南角的虾子塘继续查看水稻长势、看看有没有病虫害,有没有农民私自使用化肥……这一待,又是半天。

        随着乌云出现,淅淅沥沥的小雨落在我的脸上,一看已经快到晚上7点了。晚饭间,又有几位村干部和种粮大户闻讯赶来,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好好写写这位一心想着农民的全天候农业专家。

        这一晚,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等赵老师躺到床上,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知识分子让人心疼。

    赵亚夫之于我

    (7月9日 星期二 阴转小雨)

        今天是我来到戴庄与赵亚夫同吃同住的第四天,原本计划陪赵老师再跑几个点,但赵老师接到任务,要到他帮扶的另一个村——张家港善港村全国扶贫带头人学院为学员讲课,采访只能暂告一段落。但是我有些不甘心,于是便乘坐接赵老师的车一同前往善港,两个小时的车程,赵老师给我讲了很多。

        在我心中,泥土是赵亚夫的本色。他用一双扎根田地的脚,一颗紧贴农民的心,一个“让农民收获满屋财富”的梦想和初心,诠释着自己人生的使命。

        他是瞿秋白的校友,瞿秋白的挚友羊牧之是赵亚夫的老师。这给他“一生为农”奠定了初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赵老师完成了党对农民的承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完成了科学对土地的承诺。

        “我只想继续为农民做事,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重。”

        追随赵老师的事迹整整12年。我不得不说,每一次与他接触,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还记得多年前的一次采访,我曾问他,忙了一辈子,获得过哪些荣誉。他淡淡一笑,说:“档案里有,我说不上来。”

        我无数次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他始终把“农”字牢牢刻在心上,年逾古稀依然奔忙在田野上?

        生于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时代在赵老师的心灵上播下了“为农民服务一辈子”的火种,这颗种子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树。

        一年365天,他有300多天都在田里。

        身为一个拿笔写字的记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述赵亚夫令人感慨的点点滴滴,让更多的人知道赵亚夫的故事。

        大雨还没停。赵老师带着两腿泥巴,正在给全国贫困村带头人讲有机水稻的栽培技术,望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感到自己很渺小。

        我今年59岁了,比赵老师小近20岁,可是早在两年前就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想起赵老师58年如一日埋首土地的执着,我顿觉很惭愧,突然有了“打起背包,重新出发”的冲动和信念。

        (本报记者 郑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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