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周光召

    1982年，我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生，跟随周光召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从学生到走上科研道路，周老师在学术上指引我、培养我，在生活中关心我、帮助我，在我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口，周老师都对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他的言传身教，在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今，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回忆起和周老师在一起的时光，那一帧帧画面总是充满了温情。今年，是周老师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徐冠华院士、万钢主席等国内外知名科学家和科技方面的领导人，对周老师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贡献进行了非常中肯的评价。作为学生，我就讲讲我与周老师在一起的一些小故事。

初见周老师

    第一次听到周光召老师的名字还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南京大学的龚昌德、蔡建华等知名理论物理教授，在谈到我国理论物理界的概况时，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周光召，并带着很敬佩的语气谈及他的学问。那时，我的同学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周光召聪明过人，是一位天才，他的大脑比计算机还要算得快。后来才得知，那是指周老师巧妙地用最大功原理证明了著名的“九次计算”，结束了原子弹设计过程中近一年的争论，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破性贡献。在我的心里，周老师是个传奇。

    我第一次见到周老师是在理论物理所举行的研究生与导师们见面的座谈会上。周老师鼓励大家：“你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由全国统考选拔出来的青年学生中的佼佼者，是幸运和希望的一代，愿你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发奋努力，勇攀科学高峰。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要做出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一定要瞄准国际上的科学前沿，眼界一定要高，要敢于跟国际上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去竞争，而不要去跟自己周围的同学和同事相比。”

    我与周老师的第一次单独见面是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那是研一的寒假，我去参加由郝柏林、于渌和苏肇冰老师主讲的“相变和重整化群”工作月研讨班。周老师特邀到会，并在百忙之中约见我，当他看出我紧张的心理，便先问了我参加研讨会和在研究生院上课的情况，待我慢慢地消除紧张情绪后，他和蔼而认真地说：“理论物理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至少要做好三方面的充分准备：一是要对理论物理有强烈的兴趣，这样才能激发一个人的好奇心去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并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二是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这样才能敢于突破前人的工作，不迷信权威，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三是要对科学有献身的精神，这样才能勇于攀登科学高峰，不怕吃苦，真正为理论物理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周老师特别提到，国外活跃在前沿和做得最好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很多都是没有星期天的，一个人光靠先天的聪明，不靠后天的努力也是做不好理论物理的。说完，周老师问我：有没有自信做到这几点？尽管当时我对这几点的认识并不很深，但感觉自己都能做到，就回答：我能做到。他没有考教我物理问题，而是嘱咐我在研究生院好好学习，先把基础打牢，回所后再开展课题研究也不晚。他的这些教诲伴随我一生，对我从事研究工作影响深远。

周老师引领我走上科研之路

    周老师很少给我们讲大道理，但他总是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们该如何做科研。1983年秋，我结束了在研究生院一年的公共课学习，回到理论物理所。周老师很快给我布置了研究课题——自由电子激光。老师每周和我们讨论一次，在讲完自由电子激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研究目标后，他重点指导我们如何做研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方法，对我以后的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他首先教我们如何查找文献和进入科学研究，并告诉我们，要从最新进展的论文阅读起，若遇到不清楚或不详细的地方再倒回去查找和阅读论文中所引用的相关论文，这样可以更快地了解该领域的进展，进入前沿研究领域，同时还可培养自己独立思考，而不是一开始就按着论文原来的思路去考虑问题。

    再比如，他从来不记方程式，而总是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推演。他说，公式不能靠背，若是靠背，就算是记忆力最好的人，时间长也会忘记，但如果把基本物理概念和各种物理量的关系弄清楚了，就算忘记了具体的形式，也可以从最基本原理再推导出来。周老师的这番指导，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为了使学习和研究更加深入，周老师还安排我们与国际、国内的激光专家广泛交流，例如当时国际上做得最好、从美国回北京访问的余理华博士，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我国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先生、方守贤先生等，使我们从对自由电子激光物理原理的研究、新的理论方案的提出到对实验装置的了解，受到了一次较全面的科学研究训练。

    在进行“正反粒子变换和左右宇称反演联合对称性（CP）破坏和第六个基本粒子顶夸克性质”的研究中，我们对顶夸克质量的理论推导与欧核中心的实验结果不一致，但周老师教导我们要勇于思考、不迷信权威，甚至对一些实验结果也不能完全轻易相信和敢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直到1994年，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最终发现了顶夸克，推翻了欧核中心之前的实验结果，这一争论才有结论。

    记得在这一过程中，周老师曾讲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57年，他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老师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CP对称性自发破缺模型时，遇到过类似的学术争论。我当时联想起周老师讲过的那段经历，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考证和研究，撰写了近80页的长文来证明模型的自洽性，并完整地探讨了CP对称性自发破缺的双黑格斯二重态模型，最后的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该模型后来被国际同行专家称为模型Ⅲ2HDM。

言传身教的影响

    周老师的一生是与祖国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希望这种为国奉献的传统能在他的学生中流传、发扬下去。1986年底，在我和周老师讨论如何准备撰写博士论文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让周老师感到很满意，他接着说：“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一年，周老师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留学期间，只要他出差到我所在的国家，总会约我见上一面。我会向他汇报我的研究进展，并进行讨论。他也总会给我介绍国内科技的发展，并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回国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说，我最终决定回到国内，和周老师的召唤有很大关系。

    周老师学风严谨，自律极严。例如在论文的署名上，虽然他一直关心理论物理前沿，也贡献了很多卓越的学术想法，但他决不在他没有做出实际工作的论文上署名。他在即将卸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曾和我吐露要回到科研一线的愿望，并挤出时间认真研究。那段时间，老师经常和我讨论学术问题，我们确定了课题，他花很多时间实际参与演算等具体工作，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发表了几篇文章。后来，党和政府又委任他做其他领导工作，他觉得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足以完成具体的研究工作，就再也没有发表过自己署名的学术论文。

    周老师第一次见我时，就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周老师不仅指导我们的学业，塑造我们的思想，对大家的生活也非常关心。他常跟我们说，不要在研究生阶段就把所有的冲劲都用完，在刻苦钻研的同时，要劳逸结合，锻炼好身体，真正需要全力拼搏的时候是在你们博士毕业后。他常常在星期天讨论结束后带我们去改善伙食，并说这是他向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学的——彭先生当年也常常带他去改善伙食。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周老师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只鸡，叫上我和几位同学，让门口小饭馆炖了给我们打牙祭。

    我回到国内后，经常去他家里拜访，很多个春节都是同周老师和师母一起过的。对我而言，他们不仅仅是老师、朋友，更是可亲可敬的长辈。我去家里拜访时，周老师会亲自给我们烤面包，后来他还把烤面包的“秘诀”告诉我夫人。我有了女儿后，周老师和师母对我的女儿如同自己的孙辈一样。记得周老师曾送过我女儿一套科普书，还给她简单讲解了其中生物的部分。如今我女儿读大学选择了生物医学，我们都觉得和周老师给她的最初启蒙有关。

    周老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把自己的事业与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的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传奇或许无法复制，但精神将传承不息。在纪念周老师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之际，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继承他求真唯实的科学精神、锐意革新的创新精神、德厚光昭的人品风格，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作者：吴岳良，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