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佛学的批判

    王阳明常被时人诟病为禅，皆因心学的主要命题与佛教经典的提法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空论》：“心是道，心是理。则是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指出“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六祖坛经》：“念念若行，是为真性。”王阳明也常常使用佛学术语，如“正眼法藏”“话头”“种性”“著相”等。以上并非是认定王阳明入禅的确凿证据，但至少说明他受佛学尤其是禅宗影响颇深。

    王阳明自谓醉心于佛老三十年，并曾一度萌生了离尘出世的念头，只是心中常存一念孝亲，所以犹豫不决。后来终于顿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王阳明年谱》）“种性”是佛教唯识学用语，耿宁指出“种性”为“在第八识（最深的心识，‘种子识’）中原初存在的（‘天生的’）向善之秉性（‘种子’）”（《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王阳明领悟到，人的爱亲之心萌发于孩提时期，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人若舍弃了孝，等于丧失了人性。佛道所谓得道成仙的高妙境界缺乏人性的根基，绝非他所追求的圣人境界。

    王阳明从此与佛学分道扬镳，并对佛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王阳明批评佛家看似不“著相”，实则“著相”。“著相”是佛学术语，“相”指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意识或概念，包括声、色、欲相等。佛家持“万法皆空”的本体观，认为世间诸相皆是虚妄，世俗之人却执着于虚妄之“相”，所以有“著相”之病。只有破执、扫相，才能见得如来。佛家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是对人造成负累的“相”，讲究人伦是“著相”。为了不“著相”，他们选择了逃避人伦。王阳明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传习录》）王阳明认为，人伦是天命，伦理是天理，逃避人伦就是违背天命、“著”于私欲。佛家的做法正是“著相”。儒家看似“著相”，实则不“著相”。儒家认可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以仁、义、别等伦理来处理人伦关系。顺应伦理就是顺应天理，就是不“著相”。王阳明对《金刚经》中“情顺万事而无情”“无所往而生其心”进行了解释，以之为不“著相”的境界。他认为，圣人的良知没有私欲的遮蔽，物来顺应，生出万事万物之理，此为“情顺万物”“生其心”。但万事万物对良知本体没有丝毫“染着”，良知依然皦如明镜，此为“无情”“无所往”。显然，王阳明对“著相”的解释与佛家迥然不同，“著相”指的是违背天理、“著”于私欲，不“著相”指无私欲遮蔽良知的圣人境界。

    王阳明批评佛家“将迎意必”“自私自利”。佛家追求绝对的“虚”“无”“静”。“虚”“无”“静”是本体的应有之义，但本体不是绝对的“虚”“无”“静”。良知本自“生生”，佛家却追求“不生”。佛家的做法属于“将迎意必”，将外在物附着于本体之上，造成对本体的障碍。“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传习录》）佛家的目的是摆脱负累、脱离苦海，这归根结底是自私自利的体现。他曾多次批评佛家的自私自利：“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自私自利内外之分。”（《重修山阴县学记》）“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传习录》）良知是圆满无缺的至善本体，天地万物均是良知的发用，无须外求。儒学蕴含着万物一体的公共精神，将天地万物视为息息相关的整体，认为“成物”方能真正“成己”。“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重修山阴县学记》）

    王阳明批评佛学不可以治理天下。治理天下须安顿好天下的人伦事物，佛家执着于无善无恶的虚空本体，不关注人伦事物，把心理活动视为幻相。作为良知发用的心理活动是实理，佛家以实理为幻象，流入虚寂之域。“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传习录》）“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传习录》）王阳明认为，儒家可以治理天下。儒学认为本体和事物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既关注无善无恶的本体，也不离具体事物。顺理而为是王道的最高准则。唯有顺理而为，方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圣人是儒家治理天下理想的主体，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心中纯是天理而没有私欲的人。圣人治理天下顺天理而为，不为私欲所动，自然符合王道最高准则，能够辅助天地使其运转达至完满境界。

    综上，王阳明批评佛家违背天理、戕害人性，“将迎意必”，自私自利，看似不“著相”，实则“著相”，不可以治理天下。虽然王阳明与禅宗有很深的渊源，但他以儒学作为评判佛学的尺度，对佛学有较大的偏见。佛学并非真的违背天理和人性，只是违背儒家的天理和人性。佛家自渡渡人，并非自私自利，只是途径与儒家不同。可以说王阳明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评判佛学，故不忘在批评佛学时肯定儒学。

    （作者：赵文宇，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