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1935年七八月份，一位因个头高大而被叫作“刘高佬”的红军带着队伍，藏进了李盛发他们村后面的一个石洞里，有时在，有时不在。

    “那时，我父亲给他们做地下交通员。转眼间，1936年春节快到了，‘刘高佬’就跟我父亲说，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买一点年货，给战士们过个春节。我父亲问清楚买什么后，就去街上买回了一只鸡、一条鱼，还有几斤猪肉。”6月23日，在广东韶关南雄市油山镇，70岁的李英成讲述了父亲李盛发帮“刘高佬”买年货的故事。

    “年货买回来后，‘刘高佬’对着大家说，你们看国民党不是想封死我们吗，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照样可以过一个‘好’的春节。”李英成说，“很久以后，我父亲才知道，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保持乐观的‘刘高佬’原来是陈毅。”

    当时，对陈毅和他带领的游击队来说，那个春节确实已经很“好”了。

    因为就在不久前的1935年11月份，国民党为对活动在赣粤边地区的游击队进行“清剿”，实行了封坑封山、移民并村的政策。

    “我们老百姓被迫迁走，后来，房子也都被烧掉了。国民党只允许百姓初一、十五进山，还要进行严格盘查。我父亲就利用进山的机会，装作去砍柴给游击队送点吃的，或情报。陈毅还教会了我父亲‘敲三下竹’进山的暗号。”李英成说。

    面对国民党的“清剿”，陈毅带领游击队想尽各种办法在深山老林里“极限”生存：没有粮食吃，就挖野菜、摘野果、捕野物充饥；没有房子住，就搭茅棚，或住山洞；缺少衣被御寒，就靠相互的体温依偎过夜。

    然而，随时来临的生命危险，对游击队来说，仍然猝不及防。

    1935年冬天，陈毅带领游击队在油山一带行军，遭到伏击。他钻进林中迷失了方向，与游击队失去联系，加上旧伤复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晕倒了。

    “当年，我奶奶李桂花就是在这里发现了昏迷的陈毅。”6月15日，在江西信丰县油山镇老屋下村，朱定生指着村旁竹林内的一小块空地说。

    “我奶奶上山砍柴经过时，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还受了伤。就赶紧返回村里找人把他抬回了家，藏到阁楼上养伤。”朱定生说。“当时大家都叫他‘大老刘’，我奶奶后来才知道自己救的是陈毅。”

    “刘高佬”“大老刘”都是陈毅的化名，但那时乡亲们甚至很多游击队员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自己冒着危险帮助的是红军游击队。

    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朱乙妹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项英、陈毅派油山游击队队长李绍炳率两名队员去信丰油山上乐村召开反“清剿”斗争会议。这天黄昏时分，李绍炳一行正在村里开会，反动地主林新球带敌人悄悄包围了会场……

    “那时，朱乙妹正背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去后山挑水浇菜。突然发现了敌人，她就把水桶一丢，转身往回跑，大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正在开会的游击队员听到喊声，果断从屋后门撤出上山了。”江西信丰县委党史办主任庄春贤说。

    “随后，林新球就将全村人集中在村前的草坪上，威逼大家交出通‘匪’的人。敌人立即用刺刀指着朱乙妹问：你这‘土匪’婆把‘土匪’藏到哪里去了？‘你们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游击队是好人，你们休想抓到他们！’朱乙妹义正词严地反驳。”庄春贤继续介绍，“敌人恼羞成怒，就把朱乙妹杀害了。”

    “我外婆背着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母亲，长大后她堂哥和乡亲们就给她讲外婆的故事。我长大后，母亲就讲给我听。”朱乙妹的外孙陈继感说，“你看现在的生活，表明我外婆的血没有白流。”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从1934年秋到1937年秋，赣粤边3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情，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赣粤边人民群众之所以坚定地支持红军游击队，是因为早在创建苏区时，红军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人民群众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深深懂得，红军游击队的艰苦斗争，是为了人民群众。”庄春贤说。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走出油山一带的石洞，编入新四军，为民族存亡，奔赴了抗日前线。

    记者手记：

“跟着走”

    本报“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三省小分队的采访活动告一段落。后边会有更多同事走长征路、沿路采访，给读者讲更多更精彩的长征和红军的故事。

    十几天来，记者白天赶路、采访，晚上到了驻地赶稿。乡间小路或许泥泞，阶上青苔更添湿滑。阴雨连绵时，一边撑伞，一边拍照，一边记录，遮不住的雨水打湿衣裤，绕不开的溪流沾湿鞋袜；骄阳似火时，没处躲藏，汗水糊住了眼睛也顾不上擦一擦。第二天还要赶往下一站，雨湿汗湿的衣裤、鞋袜也来不及洗净晾干。有时等不及回驻地处理稿件，在路上就要写稿、编稿，还有新媒体稿件、照片、视频，更是要边采、边处理、边发出，一切都是在路上、车上。

    这样连踢带打一个礼拜下来，疲劳感就来了：体能达到了一个限度，故事讲得也有些雷同，词句用得也差不多了，好像写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可是——红军呢？他们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没有车坐，全靠腿脚；他们没有给养保障，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露宿在竹林、沼泽、旷野，还有坟场——然后他们还要打仗，还要跟敌人拼命啊，要眼睁睁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一个倒下。打完仗，又是没完没了的行走。那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没有胸中一股气在，怎么挺得下来？！

    甚至他们在最开始还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怎么走。

    胸中那一股顶得住的气是什么？我们现在总结，那叫意志，那叫信仰。方向在哪里？一个是北上抗日，还有一个，是为了全天下受苦人得解放。

    两相比较，记者惭愧顿生。我们离那个年代、那群人、那些钢铁般的意志，有点远了，我们迫切需要确定自己的方向。

    千言万语一句话，长征是，我们现在也是——用邓小平说过的三个字来总结，在党的旗帜下，找准方向——

    “跟着走”。

    （本报广东韶关6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王清彬 徐丹鹿 靳昊 孙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