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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中美经贸摩擦】
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美国一些政客充斥着对中国的无名怨怒和肆意抹黑。个别美国政客对中美关系史尤有不实之词，诸如美国在鸦片战争期间着力“维持中国主权”，二战后为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等，污称中方“以怨报德”，误导对中美关系史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们。事实上，抛开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对华的全面敌对、交往加遏制乃至近期将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而进行贸易战等各种极限施压不谈，单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美关系史也不难看出，美国并不缺少对华有着恶言劣行的人、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事，美国对华友善也罢，不友善也罢，在任何时候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讲，美美媚美，如果说不是出于无知的一厢情愿，就是基于罔顾事实的唾面自干。
始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的中美贸易关系，毫无疑问，起初是互惠互利的。
但随着美国商人在华贩卖鸦片，随着美国追随其他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美关系中反殖民运动与殖民运动之间尖锐的斗争关系一面日益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等西方殖民者的到来，绝非满心欢喜地“敞开大门”，敲锣打鼓地笑脸相迎，而是满怀耻辱地被迫开埠通商，并转而奋起反抗，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早期的中美贸易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带来了白银收入。数据显示，1805—1833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约5029万美元、白银价值8944万美元。但是，为牟取高额利润和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严重毒害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大批通过走私鸦片迅速致富的美商，其实对这一罪行心知肚明，但在美国政府的纵容下和巨额利润诱惑下，不惜泯灭自己的良心。学者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在《初闯中国：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一书中披露，通过在华贩售鸦片获得“第一桶金”的美国商人罗伯特·本尼特·福布斯（Robert B.Forbes）晚年致信妻子时，曾反思自己的行为，坦承鸦片贸易“使人思想堕落，摧残身体，吸干国家的金钱”。
200多年前，美国政府对美商在华从事鸦片贸易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因为从根本上讲，这符合美国早期的海外扩张政策，并且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积累。据统计，1816年至1833年，美商在华走私鸦片总额近649万美元，这成为早期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污点。如上所述，鸦片流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灾难，可谓“近害则耗民财，远害则伤民命，贻害无穷”。也由此，引发中国从政府到民众反对鸦片贸易，开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百年抗争史。
在鸦片战争前后，美国真的“拒绝加入”侵略中国的行动了吗？事实绝非如此。首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虽不参战，却图谋英国获得特权后坐享其成。美国尽量保持虚伪的温和态度，以赢得清政府的好感，从而达到与各国分享同等在华特权的目的。美国学者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其《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一书中就认为，尽管确有美国人反对走私鸦片，反对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改变通商制度，但他们“在这种愤怒之中还夹杂着一种和这种愤怒很不调和的热情，希望中国开放和开放可能提供的机会。美国人虽然也对这种手段表示悲痛，但到底还是欢天喜地的”。其次，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而这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独立的司法权，乃至国家主权。根据《望厦条约》相关条款，甚至连无约国公民，在华无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公民，在中国的犯法行为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无怪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中都认为，“法外治权用于通商口岸之后，便成为开放中国的有力工具……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损害了中国主权，并且非常有碍于中国反对西方剥削的自卫行动”。最后，通过《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美国除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还严重侵犯中国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与领海权，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程度。
那么，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美国真的是在“维持”中国的主权吗？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美国在1899年和1900年两次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照会，本质上而言，是其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为维护和实现本国在华利益而提出的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以承认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和既得利益为基础，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为幌子。在西方列强在华占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的情况下，所谓“维持”中国主权只是一句空话。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夫妇（Owen and Eleaner Lattimore）对此就曾在其著作《中国简明史》中指出：“门户开放照会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了‘我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
有美国政客声称，“美国传教士带着福音来到中国海岸”。学者的研究表明，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大致有三种模式：文化研究、医疗宣教和硬闯恫吓。其中文化研究模式的代表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医疗宣教模式的代表是伯驾（Peter Parker），而强闯恫吓模式的代表则是郭施拉（Karl Gützlaff）。不可否认，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华怀着朴素的友好情感，为中美人文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卫三畏所著的《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之作，该书与他编辑的《汉英拼音字典》曾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图书。伯驾1835年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20年间医治5万多名病人，在华具有良好声誉。美国传教士还在华创立了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为中国早期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然而，诸如郭施拉等传教士却主张武力迫使清政府开放，曾为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担任翻译，在鸦片战争期间直接参与对华侵略，成为西方国家侵华的帮凶。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所著的《中华帝国的衰落》一书中对外国传教士为列强军队入侵中国的暴行喝彩叫好、助纣为虐就有记载。
更重要的是，如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所指出的，与其他国家相比较，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统计，1844—1949年，美国教会、“慈善”机构在华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14.7%，教育费占38.2%，宗教活动费占47.1%。因此，美国一些政客标榜的对华“加深友谊”，无非是披着宗教、“慈善”外衣的活动，实质上是文化输出与精神侵略，只是它的做法更加隐蔽和难以觉察。
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美国以所谓“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办学的“友好举动”，更是一个天大的曲解和笑话。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美国曾向清政府索取2444万美元的赔款。后来查明，该赔款数额大大超出美国在庚子事变中的实际“损失”。因此，1908年5月，美国决定将多收的1078万美元赔款从次年起退还中国，并要求该款项只能用于兴办清华学校和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不得挪作他用。这是典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这么做真的就是为了对华表达善意吗？显然不是。当时美国驻华领事提交给美国国内的报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退还庚款是山姆大叔历来所做事情中最有利可图的。他们将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亲美力量，任何一个政府或欧洲的贸易团体都不能与之匹敌。”（迈克·亨特：《对美国豁免庚款的再评价》，载《亚洲研究学刊》，1972年5月，第31卷）一言以蔽之，美国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的文教事业，既是为了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也是为了谋求美国的实业利益，不仅改善美国在华形象，而且在华培养亲美势力，其战略考虑不可不谓之深厚。
不可否认，美国确在协助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有所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主要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浴血奋战赢得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的恩赐。
事实上，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他的继任总统杜鲁门在此问题上有多重考虑，其出发点并不是维护中国的利益，而还是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其一，根据美国时任国务卿赫尔所言，1943年罗斯福极力将中国拉入美英苏“四强宣言”，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罗斯福认识到，“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换言之，美国认定，如果否认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大国的地位，有可能导致中国军队在当时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关键时刻消极抗日。而在战时有中国这样大的反击日本的根据地，有利于减少美国的负担和牺牲，从而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其二，着眼于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宁，罗斯福也认识到，如果该地区有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国，美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恢复欧洲的和平。加之，战后中国可以成为美国商品和资本的市场，以及重要原料的产地；更可以成为美国在亚太的可靠帮手，以抗衡苏联和制约英国。
而且，从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实行的“扶蒋反共”政策来看，即便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也不免沦为美国事实上的半殖民地和附庸国。根据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美国政府尽管已经认定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仍要给予其“在比例上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援助数量”的援助，目的就在于变中国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与附庸国。事实上，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条约和协定的签署，不仅把蒋介石政府同美国自太平洋战争以来形成的特殊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保障了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排他性地位，从而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的确不能否认在中美关系的各个历史时期，不乏对华充满善意和友情的美国人，他们对中美两个社会之间情感纽带的建立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那些知华、友华的美国各界人士仍在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奔走呼号，只是当前美国的政治与舆论环境让他们倍感失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楚，任何时候美国的对华交往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更应清楚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从来不乏一些对华有着丑陋嘴脸与恶言劣行的人。各国都有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权利，但是，一些美国政客将“侵略”说成“友谊”，将文化渗透和经济殖民标榜为“善意”，未免太过虚假和伪善。
回顾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有助于看清那些对历史阴暗章节的涂改和歪曲，破除盲目的美美媚美，全面认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张志新，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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