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中国新诗理论的百年流变

    5月31日，《中国新诗总论》发布了。

    6卷本，近400万字，收录中国新诗百余年间重要诗论家、诗人的学术作品……这套书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文献发展百年的总汇和集大成，填补了中国新诗理论的出版空白。

    “我的百年工程终于竣工了！”87岁的谢冕直呼。作为该书总主编、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深知该书的分量。“理论批评对新诗发展太重要了。可以说中国新诗先有理论，再有创作。时届新诗百年，各方多有纪念之举，各种诗歌选本名目尤多，但百年新诗的理论批评及诗学建设的史料汇编，似未引起关注。据我所知，像这样以巨大篇幅系统整理的工程，我们可能是独一家。”

不遗漏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回忆起编辑这套书的过程，谢冕感觉像梦一样。

    2017年晚秋时节，在香山一个关于百年新诗的聚会上，谢冕不无感触地说：“中国新诗走过了一百年的路径，我们是中国新诗一百年存在和发展的见证人，我们不仅是幸运的‘百年一遇’，而且是幸运的‘百年一聚’。”

    “百年一聚”，是缘分，更是责任。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研究院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有关新诗创作和史料的整理研究。有鉴于原先《中国新诗总系》的理论、史料两卷篇幅紧窄，未能充分展现百年盛况，研究院遂决定在《中国新诗总系》基础上再编选一套《中国新诗总论》，以为新诗百年之纪念。

    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谢冕脑中总是闪现着梦一般的“现场”：这里是北大的红楼，这里是陈独秀的办公室。阳光从木格的窗棂斜照进来，砚台上留着他的墨香。正在此时，胡适的黄包车也驶进了院门。“我生何幸，我竟成了他们百年后的‘同事’！”

    谢冕不敢怠慢。除了开会反复讨论涉及编选原则、工作步骤等问题外，他还利用微信连续发出多个总编建议。他向六位分卷主编反复强调：“选文力求赅备，以不遗漏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为目的。”

    这套书第三卷主编吴思敬深有体会。“要落实谢老师重要文献‘一篇不漏’的指示，是很不容易的。”吴思敬除了依靠多年的学术积累，还广泛搜集史料，通读史料，分析比较。在这个基础上，爬疏剔抉，去芜存菁，从而选出有独特见解、可备一说、对当时诗歌创作及理论批评产生影响的文章。

    吴思敬给自己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历史的意识，即要把相关诗学论文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二是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前瞻的意识，即我们的编选工作不光是为历史存照，更要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因此所选文章，希望能对今天与后来的诗人、诗歌理论家有一定的启发。三是要有选家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选家是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来判断价值、决定取舍的，因此不能不打下选家自己的诗学观念的烙印。

    吴晓东负责主编这套书第二卷，时间从1937年到1949年，这十余年间文学史通常被称为40年代的文学，诗歌理论也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如何避免遗漏重要文献，难度可想而知。吴晓东编出初选目录之后，谢冕就专门嘱咐一定要收入徐迟的《抒情的放逐》等在新诗史上影响很大，但一般研究者又很难见到原刊的文章。

    文献年代久远，到哪儿去找？吴晓东开玩笑地说：“幸好现在网上资源发达，而且我的学生中就有好几位网络达人。”《抒情的放逐》就是他的学生从刊登在香港1939年5月13日《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原刊中找到的，吴晓东再逐字敲成电子文档。还有一个学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了当年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的艾青《诗论》。

    第四卷主编王光明在编选过程中，悟出了一个“大道理”：“记忆这东西有时候真靠不住。”他曾想起唐晓渡一篇评翟永明组诗《女人》的文章，记忆里发表于1985年的《诗刊》，当时唐晓渡还在那里当编辑。可是翻遍该年度各期刊物就是找不出来，半夜打电话给作者，作者自己也记不确切了，“应该是1986年吧”。为了确保选编的准确性，王光明第二天再去查阅，这篇题为《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的文章实际上发在《诗刊》1987年2月号上。

    相比文献的浩如烟海，早年文稿的漫漶不清，更为选编工作增添了不少障碍。谢冕要求选择的诗歌理论要还原初刊时的风貌，但当时出版条件差，旧刊都有不同程度的掉页和字迹不清晰的情况。拿过来用软件扫描，只能识别一少半的文字，这下难住了编辑。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李红雨全程参与了这套书的编纂和出版，他告诉记者：“剩下的文字，我们需要拿着原文，仔细辨别，然后再逐字敲到电脑里。”

记录和表现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史

    从2015年开始，经过1000多个日夜，《中国新诗总论》终于出版。厚厚六本书放在发布会会场中央，领受着与会者的敬意。

    今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精神始终回荡在中国新诗百年的辉煌历程中。正因为此，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蒋朗朗认为，这套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性质。它不仅梳理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演进脉络，打开了研究的世界视野，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诗人、诗论家的理论探索，构建起中国诗歌思想、精神、审美的历史，这无论对于中国新诗发展本身，对于新诗理论建设，对于促进和推动当代文化发展，都是重要和充满建设性的。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深表认同：“《中国新诗总论》虽然只是近400万字的一套书，但它却含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民族精神气质。如果说，这套书是编者和出版者们为民族的历史做总结、写见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其实就是在记录和表现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史。”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出发。王光明谈到编选的初衷时感慨：“即使依赖靠得住的学术手段回望历史，也不是为了返回历史。编选百年新诗运动的理论批评，不仅是为了唤起我们对于历史的回忆，也是要借助时间的力量和自觉的反思，让历史过程得以沉淀，过滤无价值的变动，昭彰有意义的思想。”

    谢冕希望读者读到这两套书时，也能从中体悟到中国新诗的精神。“北大对我的影响是全面的，它铸造了我，给我智慧，也给我毅力，而其间最为深刻的则是它的立校精神。在北大的日日夜夜，我总把这种精神融入我的学业和治学之中，也消融在《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总论》的编选工作之中。”

    书的封面颜色是谢冕亲自定的，淡淡的绿，活泼，青春，充满着朝气。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陈文军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封面颜色时，谢冕就问，哪个词可以概括中国新诗百年发展的面貌？然后他不假思索地说是‘青春’。于是，封面的颜色就用青春绿。”

    是的，中国新诗和新诗理论历经百年沧桑，站在新的起点，正青春，再出发。

    （本报记者 刘江伟 王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