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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26日 星期日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亚洲文明交流的黄金航道

    作者:刘曙光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26日 12版)

    修复后的吴哥古迹茶胶寺 图片由作者提供

    修复后的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罗汉院木雕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中沙考古队员在沙特塞林港遗址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图左为沙特考古队员麦迪。他是中国培养的水下考古队员,也是沙特第一个拥有水下考古队员证书的人,目前是沙特水下考古部门的负责人。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明互鉴】

        5月15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并掷地有声地表达了中国将以实际行动率先垂范。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习近平主席一直高度重视亚洲文化遗产保护。2016年6月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他曾在当地报纸发表署名文章,肯定“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习近平主席此次倡议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是对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华文明精神的弘扬光大;反映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亚洲文明特质的深刻把握,显示了他对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带动和影响亚洲文明成长、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也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巨人、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大国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

        璀璨的亚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精彩篇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广袤的亚洲大陆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重要的珍藏。

        亚洲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进入文明形态的大陆。两河流域文明、恒河-印度河文明、黄河-长江文明影响了全球人类社会;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全部起源于亚洲。勤劳智慧勇敢的亚洲人民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发展起高度的海洋文明、绿洲文明、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形成了影响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希伯来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蒙古文化、印度文化、东亚文化、高棉文化等,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上留下了人类历史的辉煌篇章。今天保存在亚洲各国的文化遗产是亚洲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实证。据初步统计,亚洲目前拥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多达247处,在全球845处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占比接近30%,是亚洲人民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滋养。

        令人焦灼的是,许多亚洲文化遗产不幸成为当今世界遭受战乱破坏和自然灾害威胁最为严重的遗产,开展抢救性保护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也是亚洲各国的共同使命和繁重任务。

        从2001年3月塔利班武装悍然炸毁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开始,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炮火连天,人民生灵涂炭,文化遗产惨遭劫难: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帕尔米拉古城遗址在内的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古迹,被极端势力恶意损毁或盗掘,包括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在内的文化机构遭遇洗劫,数十万件文物被破坏、被走私。在尼泊尔和缅甸,强烈的地震灾害给那里的文物建筑造成致命损伤,亟待修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亚洲国家因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等条件的限制,不少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藏品的保存状况堪忧,亟待保护、修复。因此,开展文物古迹抢救修复和博物馆文物藏品保护修复,已经成为亚洲多国文化领域的燃眉之急和繁重任务。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正逢其时。

        通过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促进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助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已有成功的经验。例如,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26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业力量,齐心协力、勤奋工作,使吴哥古迹成功摘掉“濒危世界遗产”的帽子,文物本体保护、研究、展示状况大为改善;吴哥古迹所在的暹粒地区也从当初那个人烟稀少、地雷密布、经济凋敝的小城镇,转变成为今日柬埔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发达的省份,吴哥古迹助力柬埔寨王国日渐成为国际旅游热点,高棉文化由此全面走向世界。

        中国在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一批成果,有能力、有经验、有信心在今后的保护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作出突出贡献。

        与许多邻国和亚洲国家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相似相通,是我们参与亚洲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优势。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致力于本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同时,积极参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治理,成为“国际濒危文化遗产基金”的首批出资国和董事国。中国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完成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保护修复,开展了吴哥寺庙遗址的考古调查,启动了王宫遗址的保护研究项目。中国还和印度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柬埔寨)柏威夏寺保护国际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国。

        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缅甸的蒲甘和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文物建筑修复工地上,活跃着中国文物工程师的身影;中国与沙特组成联合考古队,在红海之滨以“海港模式”为视野,确认塞林港遗址为红海之滨繁盛于公元9-13世纪的一处朝圣贸易港,为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阿拉伯半岛历史增加了许多重要的细节;此外,我们还与蒙古国、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国,也开展了成果丰富的联合考古。

        近十年来,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相互举办了近百个文物展览。继2014年中国联合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成功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我们正在积极寻求与有关国家联合推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我们也多次举办东盟国家、湄公河流域国家、丝路沿线国家的专业人才培训,包括了文化遗产保护、世界遗产管理、博物馆运营、土遗址保护、纸质文物保护、水下考古等领域。这些涵盖了文化遗产领域方方面面的工作成果说明,中国不仅在队伍、人才、技术、设备方面具备了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所需要的条件,而且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国外工作以及与国外文博机构合作的经验,完全可以策划并主导好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1996年初,当第一个中国专家组赴柬埔寨开展吴哥古迹调查时,曾经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亲切接见。他在谈话中说,吴哥古迹是柬埔寨人民心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你们来帮助我们保护吴哥古迹,就会赢得我们的心。西哈努克亲王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道出了一个真理: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文化遗产是最能反映其民族特性、历史命脉和文化精神的,是他们立足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的深厚根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都是各种民族情感中最深层、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超越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差别而实现成功合作的。

        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理念,是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精神为指引,将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作为实施这一外交政策的新动力、新途径,以高度的责任心、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专业精神,认真对待这一造福亚洲各国乃至全人类的国际行动,精心设计、科学谋划、稳步实施推动,使之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亚洲民心相通的新典范,成为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黄金航道。

        考虑到亚洲国家在国体政体、自然与社会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显著差异,考虑到亚洲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保存、保护状况和利用情况的极端复杂性,考虑到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对组织机构、资金保障和专业力量的迫切需求,建议国家文物局等责任部门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一步加强涉外机构和队伍建设,组成多部门、多学科联合的专门工作班子,联合我驻亚洲各国使领馆,尽快协调各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需求调研和现状分析,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各国文化遗产实际相结合,将传统保护修复的技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材料、数字技术相结合,编制好总体规划和分国别、分地区的工作计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质性启动,让丰富多样的亚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让我国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心更加亲密、更加温暖地相连相通。

        (作者:刘曙光,系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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