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洗儿诗

    洗儿习俗起源于隋唐时期。一般说来，洗儿有两个具体时间：一是在孩子出生的第三天，一是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据《新唐书》记载，唐肃宗吴皇后“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唐玄宗李隆基）临澡之。”这就是孩子出生第三天洗浴的例证，俗称“洗三”。杨万里在《贺必远叔四月八日洗儿》一诗中说：“年年四月初八日，水沉汤浴黄金佛。今年大阮当此时，真珠水洗白玉儿。”四月初八是传统的沐佛节，人们在这一天洗儿，无疑有讨吉祥的意思。由于每年都有沐佛节，所以每年这天都可以洗儿；而“洗三”一生只有一次，且是平生头一次洗浴，故相较而言，要隆重得多。

    这份隆重，从古人相关的诗歌中可窥一斑。白居易有诗道：“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玉芽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梅尧臣有诗道：“画盆香水洗且喜”。明代韩日缵也有“兰汤浴罢彩绷成”的诗句。这些诗中提到的“香水”“兰汤”“画盆”和“彩绷”，无不反映出古人对“洗三”的重视。而“兰汤”和“香水”，还表明古人在“洗三”时于清水中添加了药材辅料。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称：“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桃根、梅根、李根各二两，枝亦得。咀，以水三斗煮二十沸，去滓，浴儿，良，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由此看来，“洗三”时水中添加药材，不但可以去不祥，还可以祛皮肤病。

    出于人情世故的考量，诗人在他人洗儿时多对孩子不吝赞美之词。如杨万里《贺必远叔四月八日洗儿》诗道：“吾家英杰相间起，胄出关西老夫子。公家宣和中大夫，大江之西推名儒。六十年来谁继渠，愿儿长成读祖书，再起门户光乡闾。”诗歌叙述家族源流，自认为是“关西孔子”杨震的后裔，同时也对叔叔的孩子寄于重振家声、光大门庭的希望。梅尧臣生子洗儿，欧阳修作《洗儿歌》道：“宛陵他日见高门，车马煌煌梅氏子。”梅尧臣是宛陵人，欧阳修诗歌表达了梅尧臣孩子将来定会富贵发达的意思。祝贺他人洗儿，溢美之词在所难免；至于自家洗儿，虽然不好以远大自许，但美好的祝福还是有的。如清末陈曾寿在《慈护属题洗儿图》一诗中说：“深根固蒂枝叶荣，重阶兰玉诧宁馨。”中国古人多以芝兰玉树比喻后昆的优秀，诗中“重阶兰玉”一词就体现了陈曾寿对孩子的期许。

    但是苏轼的洗儿诗却显得有些另类。“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诗虽然被冠以《洗儿戏作》的诗名，貌似游戏笔墨，其实是情动于衷而形于外，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苏轼的心声。有鉴于游戏笔墨和言为心声的悖反，因此有必要对这首诗进行知人论世的分析。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洗儿戏作》即为此孩儿所作。苏轼是不世出的大才子，其聪明在诗文上有充分的体现；但诗文又是苏轼遭受政治迫害的祸阶，所以他才有“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样的愤激之词。而正因为这种愤激之词，黄庭坚才认为苏轼好骂。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对苏轼嬉笑怒骂的文风不以为然，又有感于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因文获罪，所以谆谆告诫外甥洪驹父，不要步苏轼后尘，以免蹈其覆辙。

    但是苏轼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没有同道。南宋文人朱松在《洗儿》二首其一中说：“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屠龙”一词源出《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通‘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因此“屠龙”就成了无所施用的高深技巧的隐喻。朱松暗示自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就希望孩子将来投笔从戎。需要指出的是，集大成而绍绝学的大儒朱熹就是朱松的儿子，由此可见朱松“肯令辛苦更冠儒”云云，也包含了愤激的成分。近代文人黄假我在《洗儿》一诗中说：“握瑜怀瑾宁希汝，斩棘披荆莫让人。我亦愿儿稍愚鲁，安排铁血骋风尘。”这首诗颇有苏轼的遗风，不希望儿子身怀绝学，倒希望儿子有点愚笨和鲁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披荆斩棘。当然，这首诗除了受到苏轼的影响外，和近代中国饱受外敌蹂躏的现实环境也有密切关系。

    假如说朱松和黄假我是顺着苏轼说的话，那么明代韩日缵的《洗儿》诗则是逆着说。“愚騃亦有公卿贵，家世相传但一经。”诗歌表明了愚騃痴呆虽有可能位至公卿，但是诗人家族世代相传的还是一个“经”字。《朱柏庐治家格言》中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就是因为读书才能够开智明理，拥有美好的人生。韩日缵《洗儿》诗的价值取向虽然与苏轼大相径庭，但无疑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期许。

    读书要慎思明辨，能入能出，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苏轼作为大文豪，其影响至巨至远，他的《洗儿》诗乃心有万端、别有会意之作，我们要辩证看待，以免陷入意图谬误的泥淖。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