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协调发展中
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在中国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举措，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减，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依托独有的大国发展优势，在国内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扩大增量、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提高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增强经济发展整体韧性。

大国经济拓展中国经济增长新空间

    中国目前是典型的大国经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地理空间广阔、要素流通便利四个大国经济特征是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遵循大国发展规律，利用好大国经济优势，有助于解决新时代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两大奇迹，一是实现了持久而又快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另一个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奇迹。2018年，我国人口总量接近14亿人，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再加上中国规模庞大的高铁体系所带来的要素流动，形成了中国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地理空间广阔、要素流通便利四个大国经济特征，这是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将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发展潜力、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人口大国的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全球产业链条的分工和布局，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尽管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有所上涨，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断提升，巨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源仍然在不断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研发、高端装备制造与组装等环节的进入，中国在全球分工和贸易版图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催生出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而庞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使得我国企业形成了普遍的生产成本优势，2018年，国内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6.2%。按照新贸易理论，在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是因为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产业内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产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生产成本的下降，从而使本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拥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的实施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提升了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经济大国的优势既体现在量上更反映在质上。在当前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相对疲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以6.6%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近60%的服务业贡献率，保持了经济平稳、高质量的增长态势。从今年1到4月份的数据看，国民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体量的庞大实际上反映的是产业规模的庞大，我国具有门类齐全、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生产成本优势，增强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产业间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也能够不断释放出产业发展的巨大合力。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是体现在发展动能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举措，不断推动着新旧动能的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呈现出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等特征；二是体现在空间格局上，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系列精准化的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三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倒逼生产生活方式革新提供了重要牵引；四是体现在发展道路上，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包括开放范围、开放领域、开放层次、开放方式等多个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五是体现在发展的本质追求上，强调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追求共享发展的目标，正在促进经济发展更加具有公平性、普惠性和包容性。

    地理空间广阔的优势蕴含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人口大国带来的生产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经济大国带来的产业发展优势，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条件，广阔的地理空间则提供了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良好载体。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南北方、东西部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产业分布呈现“东—中—西”梯次分布格局。这一地理特征与经济分布状况，为经济的腾转挪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在国内实现梯度转移提供了支撑。

    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从发展空间的协调性看，一方面，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逐渐打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经络”，不断优化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不断深化，使得区域政策的精准性不断提升，同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交相呼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等举措的不断实施也将进一步优化城镇发展格局，释放和深化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挖掘出经济发展的新潜力。

    要素流通便利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了资源在地理空间的优化配置。商品的快速流动、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跨区域消费活动增多等，共同造就了中国要素流通便利的优势和特征。商品和要素的大规模、广范围、便利性流动，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动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天有超过1.4亿件快递穿梭于全国的各条道路，日均超过1500万人次旅游出行。“流动”也带来了劳动力的巨大供给。快速而又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劳动力尤其是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大范围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便利的要素流通需要强有力的交通运输网络来支撑。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高速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闪亮名片，2018年中国高铁总里程接近3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14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推动着我国的区域空间互联互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发展空间上看，一方面，依托交通网络的建设，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了我国城市群、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城市网络体系中明确了自身的功能定位，实现了合理分工，进一步优化了生产力的布局。另一方面，依托交通走廊的发展优势，各地联合打造产业发展的交通大通道，比如长江“黄金水道”、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带来了区域间的无缝对接，减少了资源在跨区域流动中的各类障碍，形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此外，伴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的逐渐普及，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正在打造新一代智能交互平台，实现网络交易、运输方式、智慧生活等全领域的互联互通。

新型区域合作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我国传统的城市合作模式主要以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协作为主，体现了“强扶弱”“好帮差”“东部带中西部”的阶段性特征。当前实践中又出现了“蛙跳式对口合作”“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托管式合作”等城市合作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大国经济优势，带来了新的发展红利。

    中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正在加快孕育新的发展动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逐渐发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自主进行区位选择，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分布，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分工和资源跨区配置的效率，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向内生驱动转变。在协调发展方式上，我国传统的城市合作模式主要以对口支援（帮扶）和扶贫协作为主，体现了“强扶弱”“好帮差”“东部带中西部”的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又出现了“蛙跳式对口合作”“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托管式合作”等多种新型城市合作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大国经济优势，带来了新的发展红利。

    蛙跳式对口合作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地理空间广阔的优势。蛙跳式合作主要应用于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通过不同区域板块上的重要城市的合作，发挥地理空间广阔的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支撑点。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通知要求沈阳市与北京市、大连市与上海市、长春市与天津市、哈尔滨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此次对口合作是一种区别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和对口扶贫的新型跨地区城市合作模式，不再完全是传统上以投项目、给资金等方式进行的合作，更主要的是理念、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对接。以上海和大连对口合作为例，大连具有的工业基础和丰富资源可以弥补上海在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足，大连则明确提出将全面对标上海、学习并借鉴上海的发展经验。这种模式很好地发挥出了我国地理空间广阔的优势，产业、技术、制度等的梯度转移，为要素流动带来腾转空间。

    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进一步激发了空间红利。传统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在落后的城市设置飞地园区，或者两地园区之间开展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实现“强扶弱”。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则强调落后城市在发达城市设置孵化器、研究院等，主动吸收发达城市的新技术，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新动能。该种合作模式以市场导向、优势互补、集约化发展为原则，“飞地”占地空间往往较小，目标指向明确，服务效率较高。既可以发挥先发城市发展理念、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后发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欠发达城市通过外部优势资源注入新动能，又有利于先发城市突破发展约束，实现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盘活资源空间配置的目标，实现了城市间互利共赢的跨越发展，带来增长动力的变革。

    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积极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人员交流、城市间优势互补、产业分工、技术合作开发等方式，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形成了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互利共赢的新格局。长三角区域目前已形成以实现全面对接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协商机制、以促进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贸合作机制、以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及以实现区域共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资源共享机制，在“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的道路上引领前行。同时，京津冀地区通过将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天津的研发转化能力与河北的科技成果应用能力有机融合，正在成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三大区域以经济联系为纽带，以要素流动为支撑，进而产生“1+1＞2”的聚合效应，有利于降低要素、产品等在跨区域流动方面的障碍，积极培育国内统一大市场。

    小尺度、跨区域、精准化的区域合作带来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托管式新型城市合作，例如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但由深圳和汕尾共同开发，两市在国内生产总值与财税等方面实施利益分成。这种新型城市合作跨越了传统飞地经济模式，采取深圳托管、利益共享等模式进行城市合作，推动了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二是中心城市与毗邻区融合发展以及边界地区合作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形成多层次、网络化、功能互补的空间格局，例如上海周边的昆山、太仓、吴江、启东、海门、平湖、嘉善等地分属江苏、浙江两省，近年来在产业发展、平台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与上海形成了多维度的区域融合发展态势，其中正在谋划出台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是省级边界地区合作的创新探索。三是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都市圈作为资源在城市与城市群之间实现跨区域优化配置的又一空间尺度，是城市合作突破行政边界、区位导向性政策精准施策、城市群建设稳步推进的基础空间单元，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现代交通方式极大地拉近了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其他城市的时空距离，带来了生产要素突破城市行政边界、实现跨区域的优化配置，加速了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融合发展的进程。

区域协调发展使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牢牢把握历史规律，利用好中国的大国优势，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双轮驱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不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多种合作方式强化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贸易合作，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经济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经济结构转型提质增效、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产业发展形态日新月异、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攀升，经济整体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应当牢牢把握历史规律，利用好中国的大国优势，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双轮驱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多种合作方式强化全球产业分工和区域贸易合作，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国经济会催生出一批世界少见、中国独有的技术开发和应用。例如，庞大的国土空间需要科技的大力支撑，高铁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现实，超远距离输电技术的运用和发展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格局、提高经济效益；众多的人口面临较大的粮食安全问题，而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需要育种、灌溉、病虫害防治、保存和加工等方面技术实现突破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既离不开科技的发展，也将倒逼科技发展取得进步。

    现阶段迫切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一方面，夯实实体经济基础，扎实推进基础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市场科技创新主体，加强产学研结合和技术专利开发应用，依托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培育各类市场主体，减少区域行政壁垒，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切实保护国内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大国经济优势。一方面，推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有助于以贸易的方式来有效协调区域间的产业分工，通过市场行为来拓宽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带来地区生产效率、生活福利的双提升，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更好地体现出大国的经济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我国拥有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壮大能够形成有效的地区和产业间相互需求，从而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产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知名品牌的培育，这是我国的企业和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坚强后盾。

    具体而言，一是要全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等空间形态下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形成国内市场的“群带”关联格局。二是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推动智慧物联平台建设，以网络空间推动覆盖城乡的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拓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三是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以园区共建、对口帮扶、新型“飞地经济”等多种模式，发挥企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强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产业分工，进而消除地区间的产品和要素流动壁垒，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韧性。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势头良好，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壁垒逐渐打破，农村消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带来了新的改革红利，释放出持久的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地区间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的不断优化，带来了城市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让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扎实、步伐更稳健。

    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应当充分体现“融合”发展的理念，以融合谋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一是积极消除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壁垒，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积极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二是积极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切实体现共享发展的理念，不断增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顺应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和人口流动的趋势，更多地释放出人口聚集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对人口流出较多的地区树立“精明增长”的理念，实施具有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作者：张学良，系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