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怎样炼成的

    对一份期刊的发展而言，到底是作者的名头重要，还是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重要？读者喜欢读的稿件，出版者决意刊登的稿件，作者投寄的稿件，何者最为紧要？世界上有一份期刊，科学期刊，1869年创刊于英国伦敦，迄今150岁，那就是《自然》周刊，或曰《自然》杂志。这份科学杂志，可了不得，其中的专业论文，对隔行的读者来说，基本上是如读天书。《自然》的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举措（或动作），往往自然都会立马变成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比如《自然》杂志论文撤稿，《自然》的高引用率之谜，第八任总编辑（首位女总编辑）于2018年就任，等等。江晓原教授及其弟子穆蕴秋博士近年发表了系列文章，专门剖析《自然》何以如此“牛气”，如何从科普期刊演变成如今的顶级科学“神龛”（神刊），如何大加操弄“影响因子”游戏，且已集纳成书《Nature杂志与科幻百年》。

    无独有偶，美国科学史家梅林达·鲍德温著《铸造〈自然〉》（以下简称《铸造》），被誉为《自然》杂志的首部“传记”。其英文原著201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18年10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原著的副标题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字面意思非常平易，就是“一份科学期刊的历史”；中译本的副标题则被改造成“顶级科学杂志的演进历程”。专门为一份杂志（尤其是科学期刊）“立传”，似乎尚不多见。身为科学史家，《今日物理》的编辑，鲍德温（201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找了一个难度极大的但也极佳的研究对象。

1.《自然》的演变与不变

    “如果你在阅读此书，并期望此书能够让你获得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秘诀，那么你要失望了！”《铸造》作者开篇即言。而且，作者经常被别人问到，是否知道在《自然》上发表文章的秘诀。“虽然不是科学从业者，但是我非常清楚，一个科学家简历上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便是它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作者这句话，可谓基本恰如其分，又有点言过其实。比如，在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905年，爱因斯坦的5篇著名论文，都没有投给《自然》；当时的国际科学语言霸主，主要还是德语，爱因斯坦把他的论文都寄交当时一个不太起眼的《物理学年刊》（亦译《物理学年鉴》《物理学杂志》）。《自然》1921年的相对论特刊，也只是发表了一篇爱因斯坦德文文章的英译文。

    况且，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影响、推动的科学成果（科学元典），往往并不是论文，而是论著（著作），比如伽利略的两部《对话》，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于是，“本书的初衷并不是简单罗列《自然》杂志刊发的重要论文”，“而是审视《自然》杂志随着时间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科学界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它对科学变革的回应。”

    如今的科学期刊，审视其是否够专业，主要不是看其是否具备专业的编辑团队，而是按照传统的科学意识形态，同行评议（评审）制度至关重要。展读此书，我们一般读者也许会得到不少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认识。其一，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发表在《自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描述DNA结构的论文”，这篇《自然》史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论文，却是“未经同行评议就得以发表”。在《自然》创刊的19世纪，“门外汉”与“专家”并非泾渭分明，科学界也不太在意这种区分，各类人士都可在《自然》刊发文章。所谓外部同行评议系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第六任主编戴维斯引入。其二，从开始到现在，《自然》一直是一份以营利为目的的科学周刊。作者明言，“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自然》杂志写一本圣徒传记”。其三，其出版者始终是麦克米伦公司。其四，直至1990年，《自然》的编辑档案近乎缺失，于是无法从内部判断其录用稿件、拒稿的标准和数量，对读者的订数也几乎茫然。其五，直到20世纪中叶，该刊仍然“主要是一个由英国科学家组成的社区”，其社论、文章和书评重点在于满足英国读者的需要。其六，创刊150年来，《自然》每周出刊，即使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亦从未间断。其七，《自然》的封面，一度每期都刊登大幅的广告。

2.创新与争论相伴

    这份科学期刊（早期更像科学新闻杂志）声名鹊起的秘诀，到底应该归功于总编辑（出版人），还是读者，抑或作者？读者、作者，往往兼而有之、难解难分。伴随历任主编的不同风格，《铸造》还剖析了历史上的多起科学争论、公案，乃至伪科学闹剧。科学的发展、创新，是一个不断争论、不断纠错的过程，于《自然》之旅尤甚。

    《自然》首任主编洛克耶（1836—1919），起初是个狂热的天文爱好者，热衷研究太阳光谱。洛克耶连续担任了50年主编，他不仅赢得麦克米伦公司的支持，而且以赫胥黎为首的X俱乐部成员（好几位接连担任皇家学会的会长）都愿意为《自然》写稿。《自然》起初定位为“科学图解周刊”，不像许多科学期刊隶属于某个科学学会（协会）。到1875年，洛克耶设法疏远了X俱乐部的成员，避免《自然》成为“派系喉舌”的论坛。“他对源源不断的异见非常看重”，对争论（比如进化论之争、地球年龄之争）有特殊偏爱，且为争论各方提供相互攻击的均等机会。“这些有争议的讨论似乎是《自然》成功的关键部分。”

    19世纪90年代的灵学之争，涉及科学辨伪，显示了《自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自然》早期的几位重要投稿人克鲁克斯、华莱士、洛奇，都对降神会（通灵现象）着迷，反驳批评灵学的文章。《自然》“给予灵学辩论双方同等的篇幅”，既不鼓励也不谴责。这个有趣的案例，80年后还有续篇。1974年10月，《自然》刊发一篇关于超感官知觉的文章，受试者尤里·盖勒“声称可以隔空移物”，再次在科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后来不得不邀请魔术师兰迪介入实验室调查。

    传奇性的第四任主编马多克斯（1925—2009）于1966年接任，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70年即宣布在华盛顿设立《自然》工作室；快刀斩乱麻般处理积压稿件；载明稿件的收稿时间；改变杂志的框架；提高杂志的时效性和争论性；把杂志一分为三。1972年末《自然》出现亏损，1973年马多克斯被撤换。新任主编戴维斯为杂志引入了幽默感，比如漫画。时隔7年的1980年，马多克斯又回来了，继续担任主编15年。《自然》的影响因子，节节攀升。

3.顺其自然的《自然》

    《自然》如何逐步演变成为一本具有国际威望的研究期刊？作者指出，19世纪的《自然》是英国科学人士专有的也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出版物，其内容由英国科学界决定；是一本以英国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出版物，其目标读者并非国外读者，其内容具有非常浓厚的英国本土风格。放射性之争表明，“《自然》仍然是20世纪刊登争议的主要载体。”这也许是《自然》成功转型的秘诀之一。

    《自然》如何度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一战之前，《自然》对德国科学是非常崇拜的。1914年9月，洛克耶发表社论谴责德国挑起战争。汉普森甚至拒绝使用德国的学科术语和引用德国学者的文章；奥斯汀支持把德国人排除在科学会议之外。一战结束，特别是1919年爱丁顿的日食观测后，《自然》成了讨论相对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只限于英国人参与。随着对德国学术政策的批评愈益尖锐，1938年开始，“第三帝国”宣布封杀《自然》。二战爆发，第三任（联合）主编转而发行成本低廉的《自然》简装本，用减少页码等措施克服了战时纸张短缺等难关。

    DNA双螺旋结构，何以成为《自然》最著名的论文？作者为何向《自然》提交论文？也许是《自然》每周都出版，即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从不间断。4月初提交的论文，4月25日就刊发了。如果进行同行评议，是不可能如此快发表的。只要论文出自著名实验室，或由实验室的大佬推荐，《自然》可以快速发表，可见直至20世纪50年代，《自然》都没有建立如今被津津乐道的外部评审机制。不够严格的审稿流程，往往是主编说了算，反而使得《自然》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自然》的显著特色在于，可以发表“几乎任何东西”，甚至“因发表在其他期刊可能不会通过审查过程的文章和信件而闻名”。没有如今规范的所谓同行评议，真正革命性的论文和创新思想能够轻松面世，不啻是幸事。

    《自然》杂志，从最初“可以发表任何文章”到后来拒稿率92%，到2007年开辟发表短篇科幻小说的栏目“未来”，到21世纪的在线出版，一直在与时俱进。

    也许，铸造《自然》的秘诀，乃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

    美中不足的是，中译本的瑕疵比比皆是：（一）人名误译或多译。比如，沃特森（2页）应为沃森（19页），凯尔文爵士（55页，130页，141页，142页）实为开尔文勋爵（83页），同是140页，约瑟夫·汤姆逊、约瑟夫·汤姆森两种译名同时出现，雷纳德·布莱曼（201页）又译作雷拉德·布莱曼（203页）。（二）机构、期刊等专有名词译名不规范。比如，恺撒-威廉学院（181页）应为威廉皇帝学院，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207页）应为加州理工学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319页）应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322页），《经济学家》（300页）应为《经济学人》（302页），超感知（275页）应为超感官知觉（307页）。（三）时间有误。比如，19世纪70年代（268页）应为20世纪70年代。（四）档案学术语有误。比如，论文集、文集（331页）实为某某人的特藏（collection）。限于篇幅，这里只略举数例，希望再版时能够提升翻译、编校质量。

    （作者：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