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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25日 星期四

    追寻丝绸之路的身影

    “一带一路”上的古代货币

    作者:赵静荣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25日 08版)

        “一带一路”上的精品工程:莫桑比克马普托湾上的“百年工程”——马普托大桥巡礼 新华社发

        贵霜帝国伽腻色迦三世金币 贵霜帝国伽腻色迦三世时期(约公元250—270年)铸造,重7.9克、直径21.5毫米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汉五铢铜币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现代纸币

    引言:

        货币融政治、经济、历史、科学、文化为一体,推动了生产与贸易。作为经贸交流的重要使者,丝路沿线各国货币不仅是古往今来各国、各地社会经济的缩影,更展现了古今中外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无论是朴实厚重的方孔铜钱,还是光彩夺目、精致小巧的西方金银铸币,都仿佛在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昔日的驼铃与大漠、帆船与海洋,讲述着商贸云集时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从古至今的货币,是最为直观的历史见证。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一本精选了87件丝绸之路古代货币文物展品的书籍《丝路泉踪——“一带一路”货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货币管窥历史的新视角。

    1、由丝绸之路塑造的世界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通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与法国汉学家沙畹先后提出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从此,这条古老的经贸文化大动脉有了自己的名字,“丝绸之路”之称逐渐深入人心,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传播了政治、精神与信仰。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之路,也是文明之路,见证着东西方交流互动的悠久历史。

        相比于数千年前,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山水相隔,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交易、交往、交融显得困难重重。但即使这样,我们的先辈仍然筚路蓝缕,穿越草原荒漠和惊涛骇浪,开辟了连通亚欧非的陆海之路。今天,世界各地的交通往来已十分便捷、频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更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写下《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说:“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

        承接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涵盖几十亿人口,惠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紧密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筑牢“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中外互济、海陆统筹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世界繁荣发展与和平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古代的丝绸之路沟通了各国的经贸文化交流,见证了中外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当代的“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启中外交流和平共赢的新篇章,为世界人民谋福祉。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携手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与中国钱币博物馆,共同推出了“丝路泉踪——‘一带一路’货币展”,汇集了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钱币文物及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流通版纸币共700余件展品,宣传古代丝绸之路经贸交流的辉煌历史。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丝路泉踪——“一带一路”货币》一书应运而生。

    2、两汉陆上丝绸之路货币

        据考古调查,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甚至远至埃及都有出土的汉五铢铜币,这些货币的出土见证了被人们称为“凿空的”张骞出使西域那段沧桑的历史。张骞这次历尽艰辛出使西域,虽然没有实现联合位于中亚的大月氏国共抗匈奴的目标,但却为汉武帝带回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开阔了汉人的眼界,使得天山南北,乃至西行更远的中亚、西亚地区第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原王朝第一次对西方有全面的了解。从此,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多种作物,大宛国的汗血宝马以及后来的佛教文化,都是沿着这条道路传入我国的;我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冶铁技术、打井技术、造纸术等也由此传向西方。也正因丝绸的精致与华美最能代表中国物产的优异特色,所以后世将这条陆上交通线称为“丝绸之路”。

        而在我国新疆、宁夏等地发现的贵霜帝国伽腻色迦三世金币,则见证了汉朝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密切交往与沟通。贵霜帝国由大月氏人于公元1世纪左右在今阿富汗地区建立,鼎盛时期控制了中亚、西亚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地区。由于地处陆上丝绸之路连通东西的要道,贵霜与东方的汉王朝、西方的罗马帝国都关系密切,长时期扮演着丝路贸易中间商的角色,商业经济发达。

        丝路沿线发现的安息帝国(又称帕提亚帝国,位于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源出北方斯基泰的帕提亚人建立)银币、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今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约公元前3世纪由希腊殖民者建立)银币、印度孔雀王朝(约公元前4世纪时由旃陀罗笈多建立,击退了希腊人的入侵,并逐渐占据了整个印度半岛,第一次基本统一了印度)银币都仿佛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昔日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来往穿梭的商旅,以及早期丝绸之路东西方物质、文化、精神的交融互通。

    3、从魏晋到宋元之后的陆上丝绸之路货币

        从三国到两晋再到南北朝,中原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与动荡。各民族先后在北方及西北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政权,一度影响到丝绸之路畅通。到了公元6世纪,新兴的突厥在统一漠北草原的同时也控制了丝绸之路。唐代国力强盛时,先后征伐了东西突厥、吐谷浑与高昌王国,在丝路沿线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等机构,兼理军政,同时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这一时期,随着丝路贸易流入我国的东罗马帝国金币,则见证了丝绸之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东罗马帝国始于公元395年的罗马分治,建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公元1453年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历时一千余年,是陆上丝绸之路在欧洲的重要终端。东罗马帝国的货币由金、银、铜三种材质打制而成,较为粗糙。其正面为国王头像,背面有国王站像、护城神安淑莎、基督、使徒像等,并有较多的十字架图案,是东罗马帝国东正教信仰的缩影。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曾随丝路贸易流入我国,在内蒙古、陕西、河北、浙江等地都有出土发现。

        约在中原的魏晋时期,“中亚商人”粟特人逐渐繁荣,起初依附于突厥贵族做经纪人或代理商,后大量涌入中国,改为汉姓,史称“昭武九姓”。粟特人因丝路贸易而兴,许多人身居要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再度陷入动荡,北部、西部兴起的辽、西夏、喀喇汗等政权控制了丝绸之路。期间,喀喇汗王朝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铜币、喀喇汗王朝桃花石可汗铜币,铸有清真言、赞主词等,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体现了伊斯兰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历史。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公元10~13世纪立国于中亚地区,由回鹘、葛逻禄、乌古斯等民族组成,在宋金时期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在东起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阔土地上设置了1万多处驿站,建立了遍布帝国的陆上交通线,丝路交通再度繁荣起来。明代因战争放弃了与西域的交通。清代乾隆统一新疆后,中外贸易得到恢复,哈萨克、布鲁特和维吾尔等民族成为贸易的主要中转商。宋元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但各国的经贸文化仍然追随着先人的步伐,不绝于道。

        考古发现,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南方与东南亚等地即有海上贸易往来。汉武帝攻灭南越后,开辟了从广州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此同时,西方的罗马帝国从波斯湾的亚历山大港出发,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全线贯通。

    4、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兴

        魏晋南北朝时,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了海上贸易的繁荣。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海船逐渐离开原先的沿岸航线,开始横渡南海、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大大缩短了航行距离。隋唐王朝经常遣使出海访问东南亚、印度和波斯,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往来。公元7世纪前后,中国南海出现了大批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等地成为繁荣的沿海港口。日本和同开珎铜币,形制仿唐代开元通宝。“和同”即“和铜”,是日本元明、元正天皇的年号,“开珎”读作“开珍”或“开宝”,系摘自唐开元通宝钱首尾为文,“和同开珎”即和铜年间开始流行的珍宝,文字体现了日本人对方孔铜钱的珍重。和同开珎铜币是我国钱币文化海外影响力的重要见证。

        宋朝,北方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等政权,占领了河西走廊,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不便,故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道路。宋朝新开辟了泉州、广州至菲律宾的航线,西洋航线一直延伸到摩洛哥、桑给巴尔和西班牙,来华商船的始发地扩大至印度西海岸、波斯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宋朝铜钱在海外贸易中极受欢迎,《宋会要》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宋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世界各国,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都大量发现,海外各国亦大量仿铸宋钱。安南太平兴宝铜币,是安南(今越南)古代货币珍品,在当时与流入的中国铜钱一起流通。

        元代在重新开通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鼎盛期,国外贸易大多通过海路进行,包括朝鲜、日本、南洋岛国、印度半岛国家、阿拉伯半岛国家及非洲的埃及、马达加斯加、加纳等,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向元朝派遣使臣。

        我国的明清时期也是西方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殖民者满载着他们的工业产品及从美洲攫取的白银,来到中国换取丝绸、茶叶与瓷器,并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然而,直至乾隆末年,中国在与欧洲的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白银以银币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带来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深刻变革。荷兰“马剑”银币、奥地利帝国玛利亚·特蕾莎银币、法属印度支那银币、墨西哥银币、英国贸易银币、英属印度银币、日本银币等等,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海上丝路沿线各国与我国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

    5、从“商道驼铃”到“浩海帆影”

        纵观丝路货币史,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半部丝路史。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货币、海上丝绸之路货币到当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其实就是东西方从“商道驼铃”到“浩海帆影”的经贸交流。

        “商道驼铃”承载着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货币。陆上丝绸之路发端于西汉时期,以张骞通西域为标志。它自汉代开始繁荣,唐代达到鼎盛,并延续至宋元。不论是质朴厚重的东方方孔钱,还是精致小巧的西方金银币,都伴随着商旅在这条古老的通道上来往穿梭,沟通了亚欧大陆的经贸,传播着东西方的货币制度和文化。

        “浩海帆影”则承载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海上丝绸之路滥觞于秦汉,发展于隋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明清。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大量发现的中国钱币,以及他们仿铸与自铸的圆形方孔钱,都反映了中国钱币伴随着远洋商队的扩散传播;而西方新航路开辟后外国银圆大量流入,推动了中国币制的重大变革。

        反观当下,世界各地正在流通的货币不仅担负了经济职能,更承载了政治、风土、信仰等诸多内涵,是国家和民族当下精神与审美的集中体现,可谓当代世界多元文化风尚的“万花筒”。丝路货币实物,既是人们了解丝路文化、丝路历史的重要媒介,也是文物爱好者按图索骥收藏、鉴赏的载体,更是传承丝路精神、传递丝路智慧的通道。

        万里丝路,贯通东西方;丝路货币,跨越古与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族人民,为促进文化传播、文明进步,加强贸易往来,都各自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交流,古代中国不仅引进了众多的域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元素,也将富有中国特色的丝绸、瓷器、茶叶及相关技术,远播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与非洲。从此,浩瀚沙海中的声声驼铃,万顷波涛中的片片帆影,满载着丝绸、瓷器、香料、珠宝等奇珍异宝,也满载着文化、精神与信仰,连接着古老的东西方文明。东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在这条道路上汇聚、交流、碰撞、融合。

        “一带一路”植根于历史,但面向未来;“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全世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倡议凝聚了中国助力全球共同发展的切实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实践是时代的呼唤,从经济到人文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从现实到未来有无比美好的远景。

        (作者:赵静荣,系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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