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创作墓志铭的情与理

    韩愈为人写墓志铭大约80篇，其中有不少名篇传世，被赞誉为“古今墓志第一人”（清代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有人认为韩愈的墓志铭言过其实，甚至是阿谀奉承，为此所得收入“谀墓金”有伤斯文，似乎唯利是图、“大逆不道”。如果我们从墓志铭创作缘起的朋友之情、教化意义等方面来反思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些指责有失中肯。实际上，韩愈的墓志铭创作既合情，又合理。

    韩愈写的墓志铭、碑文、行状，不少是对自己好朋友的怀念，回顾交往友谊，纯粹寄托哀思，分文不取，甚至是“赔钱”行为。例如，诗人孟郊与韩愈开创了“韩孟诗派”，有“韩笔孟诗”的美誉。他们一见如故，诗文唱和，成为忘年之交（孟郊比韩愈大17岁）。孟郊才高八斗，《游子吟》家喻户晓，《登科后》有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一生贫困潦倒，死时无分文之财，作为知己好友，韩愈主动捐款100贯钱给他安葬，并为之写下了《贞曜先生墓志铭》。

    人们敬佩韩愈的为人、为文，纷纷前来请求撰写墓志铭，韩愈盛情难却。韩愈同僚张园被害，家属前来请求韩愈写墓志铭，在韩愈面前哭哭啼啼，韩愈非常同情，遂写下了《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谒铭》。韩愈的邻居兼老乡灵州节度使御史大夫李栾妻子何氏（被封为息国夫人）死后，其家属来向他乞铭，韩愈为乡邻写下了《息国夫人墓志铭》。韩愈文笔优美、赫赫有名，求其写墓志铭者众多，给予韩愈比较高的润笔费，完全是自愿的、市场化的、民间的行为，是朋友之间友好的感谢、酬劳的表达，并非韩愈“敲诈勒索”，这本无可非议。韩愈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双方满意，何乐而不为？

    唐代当时流行丧葬墓志铭的社会风气，希望死者“永垂不朽”、家族名声能够流芳百世，写墓志铭的情况非常普遍，很有市场。长安城里请文人雅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祭文、行状、墓志铭，成为风尚。有钱有势的人家，更是讲究请有名望的文人士大夫撰写墓志铭。韩愈身处当时社会，顺应时风，尊重民间风俗，成人之美，应邀进行墓志铭写作。唐代除了韩愈，还有很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如李白、杜牧、李邕、元慎、白居易等。

    韩愈才华横溢，墓志铭上乘之作很多。他通过墓志铭这样的文学表达形式，曲径通幽，很好地传播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体现了他在《原道》一文中倡导的孟子大丈夫精神，大力宣扬了儒家的君子之道，在佛教、道教盛行的唐代，独树一帜，力挽狂澜，企图复兴正统的儒家文化。韩愈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争臣论》）由此完全可以理解，韩愈并不以别人乞求写墓志铭作为负担，而是乐此不疲，当作自己借亡灵的事迹来修辞明道、褒扬仁义道德的好机会、好渠道、好方式，用来教化子子孙孙，为社会道德理想指明方向。

    韩愈写墓志铭，完全是合理的。

    第一，合乎敬天法祖的政治伦理。中国人崇拜先祖、帝王、圣贤，讲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先人的丰功伟绩、道德品行、智慧，写进墓志铭等碑文，以求得万古流芳，给予历史启迪。人们歌颂尧、舜、禹、汤，建立祠庙，树碑立传。在孔子、孟子、墨子那里，借古喻今，希望“法古人”。在政治伦理主宰下，民间无不强调追根溯源，为先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尊重崇拜，盖棺定论，加以褒扬，以光宗耀祖，进行道德教化，世代传承优良家风。韩愈墓志铭作品，就是这种政治伦理的民间体现。

    第二，合乎慎终追远的孝文化之丧葬伦理。孔子强调孝亲，需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唐代通过法律，强化了孝伦理，《唐律疏义》规定了孝行的法律条文，将“孝治”付诸司法实践，不孝等同于“谋反”“谋大逆”“恶逆”“大不敬”等罪名，将受到严格惩罚，有效防范、遏制了不孝行为的发生，为民间行孝、尽孝的良序和风气，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对中国孝伦理文化传承，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唐律对“不孝”罪予以严厉惩罚，表面上、直接上体现的是对孝道的强制约束，内在的、间接的是对孝伦理的倡导，告诫、引导臣民要行孝尽孝。唐代的孝文化流行厚葬礼仪，墓志铭是丧葬活动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墓志铭对先人的适当赞美，成为当时活灵活现的民间孝文化的内容。对逝去之人，加以怀念，加以铭记，是丧葬习俗。

    第三，合乎为死者隐讳的社会伦理。中国传统交往礼仪强调口德。《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根本原则，寄寓对长辈的亲敬与怀念之情。为官者讳、为死者讳，在古代中国非常普遍，民间也提倡口德，主张嘴上留情。碑文、行状、墓志铭等的道德教化意义，就是希望通过再现人物生平、德行、事迹、功绩，教育后人，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家族的墓志铭写作，应该尊重历史事实，韩愈对人物的生卒、婚配、简历、贡献、道德的描述，绝大多数也是实事求是进行的。墓志铭的文体，史论结合，渗透感情，评价拔高，古来难免。皇甫湜是韩愈的文友，为韩愈撰写了神道碑和墓志铭，对韩愈的为人与为文赞扬多多，溢于言表。李翱是韩愈的侄女婿，为韩愈作“行状”，对韩愈的生平事迹等介绍详细，有关的文字难免有溢美之处或为亲者讳的偏颇。

    第四，合乎褒扬道德模范的榜样伦理。中国传统伦理楷模具有道德引领作用，家族往往注重通过家谱、祠堂、墓地，树立本族人的道德楷模。家族里的贤达，多得以肯定、褒扬其积极的人生价值，即使平凡人物也要念诵其功劳，给予赞扬。韩愈所作墓志约有三分之一被《旧唐书》《新唐书》采用，成为“正史”的传记材料，绝大多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评论不拘一格，言辞得当。普通人老百姓的个人、家庭历史，绝大多数毕竟不是正史、官史，民间有权利、有自由进行选择和处理墓志铭的写作内容和合适表达方式。韩愈作为文学家，一方面要遵循墓志铭创作史论结合的一贯格式，尊重事实，恰当评价，另一方面应逝者家属之求，墓志铭所写的内容，给故人再度“梳妆”“整容”，其描述、美化难免有文学上的想象、夸大或有拔高的成分。韩愈创作的墓志铭是其苦思冥想的心血付出，堪称佳作，所得高酬金理所应当。著名学者陈寅恪对此加以首肯：“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

    （作者：孙君恒，系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