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深邃的无声诗

    【读书者说】

    画为心声。作为原始艺术的主体，绘画艺术的源头——岩画——是我们了解上古（甚至远古）先民最直观的艺术形态。图像的多义性和文献不足徵，使岩画成为早期艺术史研究的难题。如何为这些简单而深邃的无声诗寻求合理的阐释？这需要岩画研究者走出通论的研究范式，直面一个个具体的图像。科学出版社梓行的《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立足于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图像，为岩画研究开创了崭新的路径，为早期艺术史铸造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一环。

老问题与新方法

    美术史论家王伯敏说过，岩画研究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包括族属；二是制作年代；三是内容及其意义。”这三个问题，可谓岩画研究的三大难题。《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以研究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图像的内容及意义为着力点，对作者（族属）和制作年代也作了探讨。

    双手半上举、双腿半下蹲的“蹲踞式人形”是广西左江岩画的主体，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画面。这种图像的源流和意义，历来人言人殊。正如岩画学者张亚莎所说：“岩画图像看起来简单，但释读却非常困难，它的多歧义性、无证据链、孤立无援的性质等，都让我们对它的解释束手无策。”

    为了近距离观看广西左江岩画，本书作者黄亚琪主动请缨，参与了广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岩画调查。在绵延数百里的左江岩壁上，她和队友一共发现了81个岩画点，180处岩画。她试图为广西左江的蹲踞式人形岩画建立图像志。然而，传统艺术史的武库马上就捉襟见肘了，一无历史文献可供考索，二无考古出土材料可作参考。要想有所突破，必须另辟蹊径。

    黄亚琪的做法是引入考古学中的类型学，为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建立直观的图像谱系。尽管早就有学者（如叶舒宪）指出岩画学是“艺术史研究和考古学相互交汇的一个特殊领域。”但是国内却一直缺少“相互交汇”的实绩。从这一点来说，黄亚琪的尝试无疑是开创性的。

    她先是运用艺术史的形式分析方法，将左江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分为三类。表现主义风格的棒状蹲踞式人形，以及自然主义风格的正面蹲踞式人形和侧面蹲踞式人形。这种分类直观简洁，却无法揭示“蹲踞式人形”图像的发展变化规律。为了弥补缺憾，她借用类型学，又将左江正面蹲踞式人形岩画分为三期（三种类型），其中前两期各有两个亚型。“第一期为棒状人形，其中又有多种体态，一种为头与身体上下同宽，另一种为胸与腰几乎同宽。第二期为倒梯状人形，这种形状因为梯的角度不一样，有很多种形态，但是总的来说为梯形。此外，第三期为一种体形呈中间细两头稍粗的束腰状人形。”通过分析，黄亚琪发现蹲踞式人形图像“发展前期并不强调身体的差异，突出的是形体的无差别性与恒久性，越到后期，梯形上下边的比例差别越大，有时会看到变为倒三角形的身体，强调了身体的强健和形体美，这是一个由线到面的发展过程”。

    尤为可贵的是，黄亚琪分类“蹲踞式人形”的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她又借用符号学的方法，将蹲踞式人形按组合方式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图像的组合规律和叙事结构。通过上述努力，她得出了让人信服的结论：“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发展序列中的早期作品应该为无序重复的简单符号组合，那么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简单句法出现的时间显然要早于场景组合岩画，场景岩画出现的时间被推测为最迟创作于东汉，那么简单组合的蹲踞式人形岩画最迟也应该在东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发展到战国到东汉时期逐渐达到兴盛，此后衰落。”这为左江岩画制作年代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

广视角和跨学科

    早期艺术史研究必须直面“文献不足徵”的困局，岩画研究更是如此。《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将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与国内和国外同类图像加以比较，既有效解决了文献不足的问题，又以小观大，将区域艺术史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世界范围，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角。

    广阔的视野还让黄亚琪在研究过程中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通过梳理蹲踞式人形图像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她发现这一图式与南岛语族的扩散有关系。“起源于华南地区的南岛语族对这一图像尤为喜爱，这一文化特质随着南岛语族的迁徙，从福建、台湾扩散到了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不仅如此，她还根据这一图式为稻作文化东传的“华南说”提供了新的证据。“我国稻作文化东传路线有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说；也有由中国福建、台湾经琉球群岛到达九州的华南说。对于华中说，很多学者比较认可。但是华南说，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条路线缺乏考古学证据而对其加以否定。但事实上，我们从我国的福建、台湾及日本的蹲踞式人形岩画的风格中还是能够找到很多相似之处的。”

    《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另一个可圈可点的长处，就是打破了学科的畛域。作者不止从考古学和符号学的武库里找方法，还从民族学和宗教学的武库里要理论。

    黄亚琪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的田野考察，对广西壮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相当了解，这对理解蹲踞式人形图像含义大有助益。依据这些民族学知识，她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诠释：“左江岩画中的蹲踞式人形符号是独特环境下的稻作文化的产物。常年的战争，使得骆越先民充满了对生命繁衍、生命永生的渴望。这里的蹲踞式人形符号不仅仅是对祖先、生殖、生命的崇拜，更是先民祈望在抽象的梦幻世界找到躲避，以逃离那充满敌意的自然环境的手段。”钱锺书有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学术研究中，敢于打破区域界限和学科畛域，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文献贫乏，又缺少有效的方法，早期艺术史一直被研究者视为畏途。岩画学者张亚莎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一些学者不愿意介入岩画研究，更有不少学者曾经做过后来却逐渐远离，不完全是因为畏惧岩画研究上的困难，而是缺乏方法，也看不到前景。”

    面对历史学科不断更新的写作范式，早期艺术史的确有些老态龙钟，步履蹒跚。

    对国内早期艺术史落后的写作范式，另一位岩画学者汤惠生有更切身的体会。他的专著《青海岩画》本来计划1992年付梓，孰料1993年他赴欧洲游学一年，“接触了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的岩画资料及其研究”，毅然决定全部推倒重写。他的感触是“岩画研究在我国起步晚，而且发展缓慢，就目前的岩画研究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研究面和研究的着眼点太过狭窄；与岩画研究相关的史前艺术研究情况亦然。”

    近年来，史学研究越来越远离宏观的通论，而致力于微观世界的探索。早期艺术史研究必须适应“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新的写作范式，以预学术之洪流。《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正是难得一见的预流之作。

    美术史教授洪再新曾提出过早期艺术史写作的三种路径，一是“结合文物考古和史前史研究”，二是“考察近代尚存的中外少数民族原始文化”，三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前二种路径在本书都有出色的呈现，比如第四章对骆越先民宗教信仰的考察，第六章对中国早期考古资料中“蹲踞式人形”图像的梳理。可以说，黄亚琪的努力为早期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写作范式。

    在广袤的学术田野上，广西左江的蹲踞式人形岩画不过是一粒微尘。但芥子虽微，可见大千世界。黄亚琪在这里纵横捭阖，施展出了远大的学术抱负。让简单而深邃的无声诗更加熠熠生辉。

    （作者：叶康宁，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