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经师 又是人师

    新年伊始，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主持、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编辑整理的皇皇巨著——《钟敬文全集》问世了。这是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学艺财富的汇集。对于中国民俗学乃至世界民俗学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月19日上午，《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参会的专家学者与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充满感情的回忆与发言，触动了我的思绪。在钟先生离开我们的17个年头中，我们作为弟子无不时刻感受到先生的存在，先生的学术精神与人格光辉是促进我们前行的动力。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学术态度谨严的学者，他曾经说过，自己几百篇文章中能够称得上真正有学术贡献的论文也就几篇，显然这是自谦，但他严于律己确是事实。在钟先生最得意的代表著作中，我觉得其中有他20世纪60年代初写作的晚清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系列文章，这是他有关历史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实践。钟先生治学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这也是他常强调的文化史的眼光。不仅现存的民俗事象是文化历史的产物，就是文化人的民俗记录与民俗阐述，同样受到历史时代的惠泽与局限。钟先生的史学意识，让他的民俗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建立在深厚的时代意蕴之上。比如老鼠嫁女的故事研究，就不仅是一般的故事形态结构叙事分析，而且是看到历史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演化的阶段表现。在女娲神话研究中，他根据文献与田野民族志的资料，得出了女娲神话是陶器时代女性作为生产者的社会历史记忆判断，其学术洞见十分精彩。

    钟敬文先生的史学意识固然是他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体现，同时也得益于他与域外学者的交流与请益。记得钟先生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他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第一次见到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时，西村先生问他研究何种学问，钟敬文先生回答说自己研究民俗学，西村先生笑着说：“论学问，史学是最渊深的！”这句话对钟先生触动很大，他印象深刻，常常说起。他在写作《口头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手稿中，还专门提及。

    钟先生是一位有很强实证研究风格的学者，他的研究建立在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基础之上。他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与查证，90岁时，他还去图书馆阅读查核图书资料。他晚年视力欠佳，但手不释卷。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我在读博士学位与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有一项常规工作是，每天下午四点给他取送邮件书报。每次去他那里，我都见先生坐在他那堆满资料和书籍的狭小书桌前，手拿放大镜在看各地给他寄来的民俗志资料，他不仅看，还夹纸条，画红杠杠，对于研究资料他有特别的兴趣。他还非常强调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视，常常给我们这些博士生提供他所见的资料信息与他人研究成果。北京大学陈岗龙教授回忆，他当年跟随钟先生读博士时，博士论文题目是东蒙史诗研究，先生送给他一本最近出版的法国学者石泰安的学术专著《格萨尔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并说有人对这本书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不论反对还是赞同，首先要认真阅读人家写的著作，进行分析以后才可以作出评论。石泰安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是多样的，他的视野是很开阔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连书都不看就否定了人家，这样做是不科学的。”还吩咐陈岗龙联系西藏人民出版社邮购八本，分送给博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陈岗龙说，他听了先生的话，将该书反复读了十多遍，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学养。

    先生不仅是经师，更是人师。他崇拜的精神偶像是“人类良心”的罗曼·罗兰，他的名言是“为人类而工作”。因此，他有博大的胸怀与不竭的学术动力。钟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在学术起步阶段，就因编辑民俗学丛书蒙受打击；在学术壮年，又经历颠沛流离；在学术盛年，更是饱受心灵折磨。然而，他从不抱怨。改革开放时代到来时，他已经70多岁。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复兴重建，他奔走大江南北。他人生的最后20年，是最辉煌的20年，他以其人格学识，带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民俗学两大学科的复兴，为高等学校与研究机构培育了一批骨干人才。现今活跃在教学科研一线，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建设的专家学者，大多出自先生门下，先生为人类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情怀仍然影响着中国民俗学人。

    钟先生爱人，对身边的教师、学生显示出特有的慈爱。每到春节，他就让学生带他到花卉市场购买水仙花，亲自雕刻后送给教研室的老师。每到春天，他则自己出钱租车带学生去公园赏花，他喜欢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跟学生交流学问和人生。

    钟先生爱书，喜欢去书店买书。遇上古旧书，他就亲自修补，包上封皮。他除了自己读书，还喜欢给别人送书。钟先生送给民俗学前辈陈子艾、中国社会科学院安德明研究员等人的结婚礼物，就是他的书。钟先生常说，自己买的书未必读，但老师送的书大约是要读的，他常以此来促动我们多读书。

    （作者：萧放，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