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怎样抓住大机遇,建好大湾区?从2016年开始,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就对这一规划开始了调研论证。光明智库特邀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做客光明智库,畅谈“大机遇”与“小细节”。
既是湾区内部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国际环境的回应
就湾区内部来说,无论是广东还是香港和澳门,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对港澳来说,自回归以来,大多数产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本地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创新既乏力又缺少空间。在大湾区,高度的城市化区域已经形成,需要有效整合三地比较优势,把经济提升上新的台阶。就外部环境来说,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中国在技术层面面临严峻挑战,以世界一流开放平台来吸引西方优质资本,更好实现开放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西方遏制中国的企图。所以,把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
光去外面走走看看,还很不够
相比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大湾区更复杂的地方在于涉及“两制”地区的协调,难度更大,要考虑各方意见,科学审慎决策。现在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大家通常会说,“去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看看,去学习”。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还很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对标欧盟更为合适。因为当前的大湾区建设和当时的欧盟一样,也面临资源整合的问题。当前,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内地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创新;港澳产业结构单一,面临发展瓶颈。三地各自为战去突破,有难度;要素结合起来,可能就完全不同。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细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三地给出了明确定位,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探索。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看,港珠澳大桥建成后,签证仍然是问题,三地的不同车牌如何快速通关?怎么省掉重复通关的中间环节?在大湾区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不再分内资、外资?细节决定一切。不同的制度是障碍和困难,但同样是转化为优势的难得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均衡发展,医治“大城市病”
大湾区要建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从城市化角度来看,中国存在大城市城市化过度、小城市建设不足的通病。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特大城市群,更要实现均衡发展,根治“大城市病”。尽管大湾区内各个城市比较优势不同,会形成自然的等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源都要置于这些主要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资源均等化提供了现实可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要追求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合理劳动分工,又要追求均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公平,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学术支持: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融媒体记者王斯敏、张胜、姚同伟 实习生王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