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炎黄学”的学理依据

    随着炎黄学学科建设的逐步开展，其系统化、体系化和跨学科交叉性的特征日益彰显。怎样科学规划、引领炎黄学的学科建设，需要我们从学理的高度进行理论上的整合、提升和建构，从学理层面对“炎黄学”学科建立的依据进行分析。

一

    从学理上讲，某一学科的建立其依据之一就是要有历史之实，即相应的文献支撑。炎黄时代的历史主要是靠人们简单的口耳相传来传承的，直到文字出现以后，从西周开始人们才将简单的世代口耳相传的炎黄历史写入文献，显得非常简略，不像后来帝王的历史文献记载比较完整。所以造成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炎帝和黄帝的其人其事常常是以历史传说和神话传说的面貌出现的，有一种历史神秘感和超现实感。这种情况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从科学的角度予以审视，炎黄在我国历史上是有其历史“素地”的。这在从先秦至清末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皆可以找到有力的支撑。据研究者统计，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先秦文献，涉及炎黄二帝记载的就达18部118条之多。其中《逸周书》1条、《左传》3条、《孙子》1条、《国语》3条、《周易》1条、《商君书》4条、《山海经》18条、《尉缭子》1条、《庄子》22条、《管子》12条、《战国策》3条、《六韬》2条、《世本》5条、《文子》6条、《韩非子》5条、《礼记》3条、《大戴礼记》3条、《吕氏春秋》25条。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炎黄文化的重要基础。

    汉代以后，有关炎黄文化的文献记载不绝如缕，在一定程度上使炎黄文化的文献又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如贾谊的《新书》、淮安王等人的《淮南子·修务篇》、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王符的《潜夫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王嘉的《拾遗记》、干宝的《搜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贞的《三皇本纪》、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稽古录》、郑樵的《通志》、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马骕的《绎史》等，都有关于对炎帝、黄帝事迹的记述与评论。还有现在考古发掘中，也有不少关于炎黄的资料。这些与先秦典籍中的相关文献一起，共同构成了炎黄文化研究的文献宝库。虽然这些文献存在着不完备、不成体系，甚至真伪杂陈等不足，但其历史的文献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有关炎黄二帝记载的历史之实，为炎黄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文献上的有力支撑。

二

    学科建立的学理依据之二，就是要有精神层面价值的积淀，要有文化的基础。自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炎黄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得到了明确的价值定位，且汉代以后日益完备。这首先表现为炎黄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许多典籍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追述时，常常把炎黄作为自己的先祖。如《国语·周语下》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庄子·盗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但把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来推崇，且影响最大的是汉代的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最早追溯至黄帝，开篇就是“学者所共术”的黄帝本纪，并把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东汉班固的《汉书》又继承了司马迁的观点，所以炎黄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形象就被固定下来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子孙所接受，自称为“炎黄子孙”。

    其次表现在炎黄是中华历史上的帝王之祖。《国语》中的《周语下》《鲁语》《晋语》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等，均有炎黄子孙为古帝王将相的记载。特别是《史记·高祖本纪》谓刘邦为“赤帝之子”，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以近代人君比附炎黄后裔的先河。后来唐代司马贞又作《三皇本纪》，对这一传统进行了进一步的申述和补充。其他正史也往往在帝纪部分追溯君主的先祖时称其为炎黄后裔。这种思想与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一起成为中华历代延续传承的根脉和基石。

    再次表现为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一方面，此时的许多典籍在记载中华民族人文教化的历史时，常常把炎黄作为起始阶段。炎黄成为开启中华民族人文教化历史的集体的共同追忆，且于汉代以后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其中黄老哲学等思想从理论思辨的角度传承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培育了中华文明形而上的智慧；方技医术等术数从实践应用等方面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提高了中华文明形而下的技能。另一方面，从古代社会的演进来看，炎黄时期是中华上古社会由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过渡的时期。那时人们在精神上急需共同的代言人和追随者，而作为当时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黄帝率先在部落联盟中系统地实施教化，制定了原始的文化制度体系，整理规范了文字符号，使人们改变了以往原始的生活方式，跨过了初级文化的蒙昧阶段。这两个方面不仅为后世史学家提供了追述中华先祖历史及其沿革最初的范本，而且树立了后世圣贤“述而不作”的榜样。所以，当中华民族需要先祖来“慎终追远”的时候，炎黄就以其“独创文明开草昧”之功成为最初的人文膜拜偶像，从而奠定了炎帝、黄帝在历史上“人文初祖”的地位，在其身上所蕴含的“炎黄精神”也成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象征和民族团结的纽带。钱穆先生在其《黄帝》一文中说过：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费孝通先生也曾经指出：“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们中华儿女共同祭拜炎帝、黄帝，宣扬炎帝、黄帝的精神，其价值意义就在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炎黄文化中蕴含的优秀精神传统，借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子孙与其始祖一样，不仅有崇尚道德的高贵品质，有攻坚克难的非凡勇气，有孜孜以求、积极向上、勇于创新的坚强决心，而且还有齐心协力、精诚团结、振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这些炎黄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积淀，成为“炎黄学”学科建立不可或缺的文化之基。

三

    学科建立的第三个学理依据就是要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学界对炎黄文化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据不完全统计，近40年来学界已发表相关研究文章2000余篇，出版专著约300部，召开学术研讨会60余次。此外，还出现了一批研究炎黄族系及炎黄文化的硕博学位论文，反映出青年学者对炎黄文化的高度重视。

    不仅如此，对炎黄文化的研究还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他们先后成立了英国炎黄文化艺术协会、意大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组织。这些社群的炎黄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全球华人世界形成了“炎黄文化热”。与此同时，随着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有关炎黄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成果也不断涌现，使炎黄研究既得到了充实完善，又得到了丰富发展与拓展深化。特别是“十五”期间国家组织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标志着炎黄文化研究进入了“全面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新阶段”。这些有关炎黄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使炎黄学学科的建立有了比较充分的学术积累。

四

    建立炎黄学学科也是炎黄文化自身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尽管目前炎黄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足之处亦十分明显：一是限于文献材料和文物资料，多数论著流于悬揣；二是虽有全国性的炎黄学会和地方的炎黄学会，但出于种种原因，使炎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发性和盲目性，缺乏科学规划和严密组织，导致研究内容重复、学术质量不高、创新不足；三是尚未建立起普遍认可的学科体系，缺乏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互通与整合，研究的边界较为模糊，理论性和科学性急需强化和提高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科学发展，甚至影响我们今天对其当代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所以这种局面亟须打破，而打破这种局面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建立科学的炎黄学学科体系。

    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共祖，炎黄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如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炎黄学予以科学、系统的规划、建设，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把这一工程谋划好、建设好，就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化的视野，立足当下，着眼长远，追求实效；既要突出炎黄文化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要彰显炎黄文化所蕴含的可供世界其他民族所共享的独特价值；既要从实践的层面扎扎实实地工作，也要从学理的层面对其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建构。

    （作者：张振龙，系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