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教授：“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新春访名家】    

    邬沧萍先生今年已经97岁了，如今见到他，和一年前记者拜访时没什么两样：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身蓝色的唐装，显得更加神清气爽。

    “邬老，您现在越来越时尚了。”记者说。

    “我也要多和社会接轨呀。没有一种乐观的、开朗的心态，怎么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作贡献。”邬沧萍说。

    时刻不忘奉献社会的情愫，萦绕在邬沧萍的心头数十年。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东番禺。1948年，他赴美国纽约大学攻读MBA。当时，世界上研究国民收入的课题很热，他和一批中国学者、留学生踊跃参加，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即便拿1936年这个旧中国最好的年景做例子，当年4.75亿中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36美元，不到美国的七十分之一。

    “这一结果让我真正认识到旧中国贫穷到什么程度，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有多么大。”邬沧萍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给我们海外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我打定主意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但考虑到自身的专业学识结构，他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并于1951年归国。

    “当时我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中国能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有信心，走一条非常光明的大道。”邬沧萍说。

    归国后的邬沧萍很快前往中国人民大学，他一边任教，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像人生中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使他立身处世和研究学问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获得了很大提高，也为后来研究人口学和老年学指明了方向。

    1953年，邬沧萍参加了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4年，全国公布的普查数据达到了6亿人。1974年，有关部门决定成立人口研究机构，邬沧萍全身心投入进来。他说，我虽然50多岁了，但只要国家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1979年，邬沧萍和刘铮、林富德三人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我国关于人口问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邬沧萍深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应将重点放在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种准备工作上，包括舆论、理论、人才、立法、制度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国家、政府、社会责无旁贷，而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也应力所能及地提供智力支持。邬沧萍说：“在我的提议和倡导下，我国成立了老年学学会，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专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质变。”

    开设一门新学科，难度可想而知。但邬沧萍没有退却，坚持探求当代老年学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87年，我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的《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一文，被当时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看到了。他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对中国做了件大好事，所有中国老年人都会受益。他在信中同我讨论，在社会主义中国，老年人应能比西方国家的老年人更幸福。钱老的这封亲笔信，对我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启发，我认识到研究这门学科，既要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也要同中国国情相结合。”邬沧萍说。

    臧克家昔日有诗云：“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如今的邬沧萍，正在撰写老年价值论方面的书籍，为此，他每天坚持花数个小时在读书写作上，眼睛花了，他便用起了放大镜，打字累了，他又把家里的保姆培养成了打字员，他负责口述，多的时候，一天成文上万字。他说，现在社会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发展进步，老年人也要继续学习，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避免与社会脱节、疏离，“我始终认为，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我们老年人一定可以发挥余热，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老有所为，这就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如何做到这一点？邬沧萍把自己当成了例子：“每天我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在户外锻炼身体，冬天天气太冷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反复走动至少一个小时。但是我发现，和很多上了年纪的女同胞喜欢跳广场舞不同，很多岁数大的男同胞往往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养老的。养老问题要想解决，不仅需要政府、子女、社会组织等出工出力，我们老年人自己也要保持乐观的、开朗的心态，要多和社会接触，进行‘再社会化’，培养我们老年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报记者 任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