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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2日 星期六

    写出自己的字体

    作者:张世英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2日 09版)

        “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箴言

        【著书者说】

        大约是九岁到十二三岁时,父亲教我临帖习字,我一拿起笔来,父亲就站在一旁,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笔未竖正。所以在那种紧张情况之下,我的字从小就写不好。

        1938年秋,武汉沦陷,十六七岁的我离开家乡和父亲,直至2011年,我年届九旬,70余年之久,除了应邀为某些报纸杂志题字外,极少有机会拿起过毛笔,先前是用钢笔,近几十年来都是用圆珠笔,一支破旧毛笔老是塞在抽屉的杂物堆里,书房里已很难找到一张用毛笔写字的纸张。

        大约从91岁起,我开始有精力不济之感,脑子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却还是连绵不断,但要想写成一篇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那真是只有“力不从心”四个字最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终日,突发奇想:练练毛笔字吧。奇怪,手有些发颤,字却还显得有点功力!于是自我得意了一番。两个儿子看后说:“爸的毛笔字还不错嘛,练吧。”就这样,我又回到童年,习起字来了。没有父亲的严厉管束,我这才体会到了书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时临摹的字帖,主要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文》。这次翻箱倒柜,又找出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本,幸未缺损一字,而且父亲的藏书图章还清晰可见,我视之为传家珍宝。开始一两个月,我真像幼儿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地用心临摹,越写得像,我越觉得好。有一次,我有点感到不耐烦,太不自由,便甩开字帖,随意画了几笔,一看,跃然纸上,生动活泼;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一丝不苟地临摹的字便显得实在太死板。这突然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的一句话:“习字要讲究神似,不能貌合而神离。”原来我死死板板地临摹,就会犯貌合而神离的毛病。两个儿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开来写,反而更好。”不过我还是牢记一句老话: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创新。学术研究如此,书法亦然。我现在大多不再一笔一画地临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读帖,拿着字帖反复地看,细细体味其笔姿和意态,吸收其神韵,转化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笔来,却根本不看字帖,挥毫自如,达到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写字要写出自己的字体,就像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思想风格一样。书法和文章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

        近三四年来,我写了几十幅条幅,还在客厅里挂了一幅,自我欣赏。有几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居然称赞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练笔。起先都是学一般书法家写四书五经名言或唐诗宋词,有一天我无意中写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没过多久,友人陈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赞赏,认为很有特点,要我给他写一条黑格尔名言的条幅,我不胜惊喜,于是我开始以中国书法写西方名人名言的条幅,另有一两位朋友也赞赏我的这一“创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心想:干脆编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写成书法出版吧。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极力鼓励我,并在生活上照顾我,支持我。就这样完成了这本集子的编写。

        我原来没有想到要给每条名言做注释,是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在看了我的书法原稿后,建议我逐条注释,以扩大读者面,并建议注释的文字内容要体现我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我有感于叶朗先生的高见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这项建议。我选择的中西古典名言共150余条,我深知这项工程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广泛翻阅古籍的繁杂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别是记忆力减退,实在力不从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史家李超杰先生来担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日夜兼程以进,终于完成了这六七万字的注释;他写作时所遵循的“三性”——准确性、学术性和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见谅。现在我想要说的是,这本书它的意义不在我的书法,我那几个字实在谈不上什么书法,主要的是我选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的名言,选的时候我原来并没有想到出版,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写的,所以如果有人要挑剔的话,哪些名句选进来了,哪些名句没有选进来,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是随我的兴致。

        叶朗老师说,你的这些选择实际上是代表你个人的哲学思想,你念中国哲学史,念西方哲学史,证明你的看法就在这个选择里面。所以《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夸张一点说,吹捧一下自己,可以说是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要的简言,这等于是我怎么样看待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所以叶朗老师说从这里面看得出张世英先生他个人的思想,我说“你真是我的知己,这是我得意的地方”。我希望,这本书主要是从这里面,特别是有些年轻人甚至中学生,要想学一点简单的中国哲学史,学一点西方哲学史,倒是无妨念念这本书。所以我倒是自我得意,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可能就在这儿,就在代表中西哲学史的一个最简明的介绍。

        (作者:张世英,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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