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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3.7%，没有延续2017年GDP增长率快速提高的势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开始减弱，未来世界经济增速下行的可能性较大。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各国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以及贸易冲突等带来的影响。
美国经济下行的时间点不远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第二季度增长率为1.3%，至2018年第三季度已达3.0%。目前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还比较强劲。
但是，美国已经出现本轮经济繁荣到顶的迹象。其一，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劳动力已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二，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股市泡沫破裂风险加大。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就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5%的政策利率还有0.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1至2次加息就能达到这一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点不会太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2.9%下降至2019年的2.5%，美联储也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1%下降至2019年的2.5%。
三大因素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诱发金融危机的三大因素。一是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已经发生了货币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破坏了土耳其国内的经济秩序，其生产活跃程度大幅度下挫，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阿根廷货币危机也引起经济严重收缩，2018年第二季度GDP同比甚至出现4.2%的负增长。
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这将引起资本进一步回流美国和美元进一步升值，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加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
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美联储加息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加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也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引起美国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导。美国股市从2009年以来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并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比10年前缩小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将不如10年以前充裕。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在15个月的时间内，美联储将利率降至0.25%，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5%，即使再有两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完全没有降息空间，在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就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但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和0.1%左右，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左右，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从平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来看，发达经济体从2007年的74.5%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8%，新兴市场国家从2007年35.5%上升到了2018年的48.7%。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
另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以前那么有利。美国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金融危机催生的二十国集团机制，目前也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经济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世界贸易组织已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
贸易战打破了世界贸易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的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7%，与2018年持平。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世界经济黄皮书》预测，2019年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5%，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反映了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冲突造成不利影响等问题的担忧。
（作者：姚枝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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