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天人共生的未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也付出了环境损伤、生态恶化的沉重代价。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党和政府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国家长远发展的基本战略和当下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

    怎样才能健康有效地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就此而言，“知行合一”，雷厉风行，认认真真地落实各项实际举措，当然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而厘清思路，矫正观念，更加准确也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而确立科学自觉的生态意识，同样十分重要。在很多时候，人类的生态意识能有多高，往往决定着其生态实践能走多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个时期以来，一批作家、学者写下的以知性见长的生态随笔值得格外重视。

    这些作品没有重复当下生态文学或讴歌自然万物大美无言，或抨击工业文明急功近利的常见模式，而代之以作家同环保事业和人类文明直接而深入的对话。其敏锐的问题意识、独到的精神识见、严谨的分析阐释，以及由此生出的思想光彩和理性力量，不仅拓宽了生态文学的视野和场域，而且揭示了生态领域一向被忽视、遮蔽或误读的某些问题，因而足以构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

反省：生态环境何以陷入困境

    对于现实的生态恶化与环境创伤，国人自有切身感受，一些文学作品亦留下了满载忧虑或义愤的描写。然而生态环境何以陷入这样的困境？在此过程中，人类扮演了什么角色，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是一个迄今尚缺乏充分讨论的话题。而恰恰在这方面，生态随笔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见解。

    在生态随笔作家看来，生态恶化同人类的无知、贪婪、自私、暴虐密切相关，是人类对大自然无底线开发、无节制索取的恶果。生态文化学者鲁枢元指出：“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凶残蛮横，为了他的奢侈的装饰，他杀掉大象，砸下象的牙齿；为了他的虚荣的包装，他杀掉雪豹，剥去貂皮；为了他饕餮的食欲，他采取切断鸡雏翅膀的手段给鸡催肥；为了他饱食中的乐趣，而特别讲究吃活鱼、活虾、活蝎，让炸焦的鱼盛在盘子里的时候还摆动着尾巴，让敲开颅骨的猴子被调羹搅拌脑浆时还弹腾四肢。人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反对‘暴君’，但人类对自然界中人类之外的生命却采取‘暴君式的统治’。”

    仿佛是呼应或补充鲁枢元的观点，作家王开岭这样写道：“人类的另一种能量——物质和经济的欲望、征服和攫取欲望、创造和成就历史的欲望、无限消费和穷尽一切的欲望——太强烈太旺盛了。这导致人们一边争宠最后的荒野，一边做着拓荒的技术准备；一面上演着赞美与愧疚，一面欲罢不能地磨刀霍霍。”“从‘香格里拉’情结到‘可可西里’现实，精神上的缥缈务虚与操作上的极度实用，自然之子的谦卑与万物君主的自诩……人类左右开弓，若无其事地刮自己耳光。”以上的言说也许带有几分严厉甚至刻薄，但它们确实道出了生态病患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因而是中的之论，警世之言。

    詹克明是资深的核物理学家，也是重要的生态随笔作家。在他看来，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濒临崩盘，是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式带有与生俱来的缺憾。作家认为，植根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现代文明，今天尽管盛极一时，但它带有两个根本性弱点：“一个是它没能跟自然保持良好的和谐，在与自然的关系上都郁积着一段发自本原（宗教）的对立情结，并在它走向强盛的数百年里，让这种对立得到充分的展示。”另一个则在于它的“竞争”哲学。而“任何立足于‘竞争’的理念都是重实力而轻德素的。它不仅本质上是疏离‘善’的，而且从不否定人的‘原始欲望’，更不需要根除近乎原罪的‘人性恶’。”这样的情绪和理念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哲学家田松也认为，环境危机之所以出现，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密切相关，而作者把审视和剖析的焦点放到了科学技术身上。他明言：“科学技术对于生态和人类的危害是内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现在普遍应用的科学之技术，都来自数理科学。数理科学的机械自然观与自然本身是有冲突的。科学及其技术的力量越强大，冲突越激烈。”“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数理科学不仅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还提供有助于资本流通、增殖的技术。反过来，社会也对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应当看到，上述观点和说法未必都对，都无懈可击，至少有一些观点和说法，分明还需要更深入的辨析和进一步的探讨。譬如：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竞争意识是否也有积极的内涵？科学与自然果真彻底无法沟通？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异常强势的现代文明及其效益至上的发展理念，确实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挤压与伤害。在这方面，我们以往并非没有来自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惨痛教训。

    在论及生态危机的原因时，多年致力于生态哲学研究的赵鑫珊，经过大量的资料梳理研究，提出了迥异于他人的看法：“地球人口大大过剩，几乎是一切危机的根源——这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当地球维持总共9亿人口生计时，技术世界对环境绝不会造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当地球上拥挤着60亿人口，并迅速向120亿人口进军时，情况会变得十分危险。大自然恢复生态的能力便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接下来，作家提供了一个具体数据：“1575年世界人口达到5亿。过了250年，即1825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0亿，再过100年，即1925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接近20亿。再翻一番达到40亿只用了50年，即1975年。”作家指出：“世界人口翻番的时间是以一种加速度在不断缩短的，即从250年到100年，最后只用了50年。到2025年估计为80亿或更多。世界人口总数的威胁成了世界文明哲学思虑的焦点。”真可谓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这番分析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阐明了当下实施生态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环保从心灵开始

    在大致厘清形成生态疾患的原因之后，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面对已经伤痕累累的生态环境，人类该选择怎样的生活态度，该确立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自身与大自然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共生？围绕这一主题，生态随笔作家同样贡献了睿智而精彩的言说。

    始终关注时代和生活前沿问题的作家韩少功有言：“环保从心灵开始”。该怎样理解从心灵开始的环保？就我读到的生态随笔而言，其基本观点可作以下简要概括：人类在同自然万物打交道时，应当秉持谦逊的态度、高远的胸怀和清洁的精神。所谓谦逊的态度，是说人在大自然面前，要平和、低调，怀有敬畏之感和感恩之心，并懂得“万物齐一”的道理。正如学者、作家王兆胜所言：“人是大自然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粒子，他不能不顺从大自然的法则，要遵循‘道’……要向‘物’学习，找回原来属于人类，而现在已经丧失或即将丧失的东西。”所谓高远的胸怀，是说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时，不能只顾自己的和眼前的暂时利益，而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和天人共生的长远未来。作家张浩文的随笔《被劫持的村庄》写到农村老家围绕环保问题出现的怪异现象：因为能赚一点现钱，饱受污染侵害的乡亲们，竟然同施害者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有时受害者还出面呼吁保护施害者。其笔墨所至，既是对饮鸩止渴的否定，更是对超越本位的倡导。所谓清洁的精神，则是说人类从事以大自然为对象的生产活动，应节制欲望，力戒贪婪，尤其是要警惕“以资为本”的诱惑。为此，韩少功写道：“‘以资为本’，才会把生态环境当作一种有价或无价的资源，只要这种利用有助于资本扩张和经济发展，就不顾社会后果地进行利用。其实，作为一种生命体，人首先需要空气、水以及阳光，这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也是大自然平等赐给每个人的财富。”作家还提醒人们：“GDP与人的幸福并不是必然相关，倒是生态环境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GDP可能反会相应升高。”应当承认，作家的告诫迄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全面提升环保意识的同时，人类要注意培养对大自然的感情，不断发掘生命中原本携带的依恋和热爱大自然的天性，这是生态随笔的又一重要主题。文化学者肖云儒指出：现代城市人的生命实践和精神生活，无不被现代文明之膜所笼罩，所覆盖。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文明劫持了，占有了！文明使人获得万物灵长的尊严，又使人类沦为消失了自然生命本性的奴隶”。唯其如此，现代人要想保持激扬勃发的生命与生存状态，就必须冲破文化膜的包裹，重新拉近与大自然的距离，重新建立同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苇岸以“观察者”的细致，历数“大地上的事情”；王开岭以亲历者的深情，追思“原配的世界”；杨文丰以业内人的机智，解读“蝴蝶为什么这样美”，均以生动鲜活的“模拟体验”，彰显了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气象万千，进而激发了人类精神寻根、生命还乡的冲动。而张炜的名篇《融入野地》、鲁枢元的力作《心中的旷野》，则在广阔的现代背景之下，重申了荒原的魅力以及它对人类的永存的意义，从而启迪现代人心灵向大自然敞开，生命同大自然相伴。

    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不但要有先进的环保理念，而且要让先进理念付诸行动，坚持从我做起，选择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这是生态随笔每每强调的又一主张。詹克明从瓦尔登湖边的梭罗说到简单的生活。他引用梭罗的话：“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已不止5年了。我发现，5年之内我只需工作6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书。”由此，詹克明进一步指出：“大自然的基本设计体现了一种深沉的简单”。许多中外先哲“也许生活得并不拮据，有的甚至相当富有，拥有自己的庄园城堡，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过着‘简单的生活’”。作家还告知或提醒大家：“豪华的居室与实用的住房住惯了并不感到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当有客人来访时风光些罢了。”“为什么过去穿破裤子不敢上街，现在非得在簇新的牛仔裤膝盖上剪两个破洞穿起来才算时髦？”如果说詹克明重在阐述生活何以需要简单朴素的道理，那么迟子建的一篇《简朴生活片段》，则透过作家的经验和记忆，将故乡人的简单生活化作栩栩如生的场景和画面，令人心驰神往。英年早逝的作家苇岸不仅在作品中肯定素食，而且他本身就是素食主义的践行者。后来因为身患重症，在医生和亲友的劝说下，他没有将素食主义坚持到底，而这竟成了他临终忏悔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简单朴素的生活作为一种信念，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作家的生命。

实现生态建设与人类发展的平衡与共赢

    毫无疑问，今天的生态随笔作家都有着明确的环保意识，都由衷希望自己驻足的地球能够风清月白，花红柳绿。不过倘若仔细打量构成他们环保意识的细节修辞和微观表达，即可发现，其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龃龉并不少见。而从当下的国情和历史语境出发，对这些不尽相同的说法，做一点尽可能客观的研究与辨析，无疑有助于人们在更深的层面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设生态文明还要不要“以人为本”？

    在近年来的生态著述中，每每可见这样的表达：大自然间有一个长期化育而成的环环相扣的生物链，人不是这条生物链的主宰，而只是其中一环。当人类因肆意扩张和疯狂索取而导致物种骤减、生物链断裂时，大自然无疑濒临崩盘，而人类自己亦难逃灭顶之灾。因此，人类要尊重大自然，学会同大自然和睦相处，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这样的说法当然不错，但似乎仍有不够严谨和剀切之处。因为它很容易在客观上引发如是推理：“既然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环节或一个物种，那么，他在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之后，只要能够清心寡欲，抱朴守真，善待自然，不再僭越，也就万事大吉了。显然，这样的推理明显忽视了学者单正平曾经指出的一个重要事实：生态文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亡羊补牢的性质。这就是说，今天的生态建设不但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而且要修复过往，正本清源。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仅仅满足于“在哪儿停下来，唱一支歌”，满足于从此洁身自好，无为而治，做道德的自洽者，恐怕不行。正如詹克明所言：“变革自然是人类的天性，完全不触动自然就不成其为人类。”

    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韩少功在谈到生态问题时，明确把自己定位为“人本主义者”，把自己有关生态保护的言说，称作“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他认为，建设生态文明，还要“以人为本”。只是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丝毫不包含人类可以妄自尊大、自我放纵的意思。它是针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以资为本”的不良现象而提出的，旨在强调人类要强化法制观念，善于以立法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要注意充分发掘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搞清“惠”与“费”，“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少一些愚昧和虚荣，少一些贪欲”；要有绿色的心理，懂得可持续的幸福，尽可能克服人类自身的精神弱点。要之，人类终究是万物的灵长，是唯一可能掌握“万物尺度”的物种，因而要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肩负起保护自然万物，推进生态文明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生态环境与工业文明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毋庸讳言，最近二三百年间，工业文明的骤然崛起与迅猛发展，确实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伤害。惟其如此，一些作家、学者开始痛陈工业文明及其手中利器科学技术的种种弊端。鲁枢元指出：“凡是现代化的科技文明触碰过的地方，自然界的勃勃生机都在迅速地消退。”杨文丰在谈到汽车尾气造成的环境污染时慨叹：“人类社会已然被裹挟上技术主义的大车，民众骨血里已高度依赖汽车，甚至早已奉汽车为‘神’。”田松更是从多方面严厉抨击了工业文明以及科学技术导致的诸多“恶果”，进而断言：“如果不能停止工业文明的脚步，人类文明将在可见的未来终结，也许只剩几十年。”

    工业文明与生态环境果真不共戴天？赵鑫珊通过自己的观察、体验以及所经历的思想变化，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坦言：“好些年，我一有机会就在各种场合抨击工业文明的弊病或罪过。1996年，我开始系统反省我这种偏激的态度。因为过火或过激的态度不是哲学。倒掉脏了的洗澡水不要把胖乎乎的孩子也一块倒掉。”“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反对现代工业文明是错误的！！！”

    赵鑫珊的观点建立在他系统思考和研究人类文明功与过的基础之上。在作家看来，工业文明无疑造成了很大的环境乃至精神生态问题，但毕竟也给人类带来了舒适、便利和效率，同时还缓解了人类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大的增长压力。因此“农业文明不是样样都好，工业文明也不是样样都坏，厚古薄今是要不得的。最高明的做法是脚踏两只船：既得到两种文明的好处，又避开两者的坏处”；人类虽然不断改变大自然，但最终却无法摆脱大自然，这决定了人类只能寻求同大自然的和解，而切实可行的和解之路，显然不是人类的“绝圣弃智”，得过且过，而只能是“寻求机器文明的最佳值”。即在考虑世界人口总量的背景下，研究机器文明运行的合理区间，弄明白它在怎样的程度上才会带给人类最大好处。而在这一向度上，“拯救地球文明还要靠技术”。“没有现代技术的人便不成其为人。你能想象没有电能的现代人类社会吗？倒退到没有电能的农业时代当然可以，但代价是要死去几十亿人，全球只能养活十亿以下的人口。”

    平心而论，就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工业文明的评价而言，我个人的看法更接近赵鑫珊。这不仅因为赵鑫珊的观点始终贯穿了一种全面、客观、辩证的思维图式；更为重要和可贵的是，它自觉保持着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充分关注——事实上，在建设生态文明，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人类自身发展这一维度，不但生态文明建设会失去主体和动力，甚至连这种努力的前景和目的，也将变得模糊甚至可疑起来。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能否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

    时至今日，有关生态文明的言说日益普遍和强劲，但就其内容而言，依旧较多停留于观念演绎和精神吁求的范围。为此，文艺理论家南帆提出一个问题：生态批评如果缺乏开阔的社会历史视域，便很难揭示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当然也就无法确定切实可行的生态建设路径。必须承认，南帆的目光是敏锐而精透的。他的提示引领人们的环保思绪，超越单纯的观念务虚而抵达今天的环保现场，于是，一种非常实际也非常严肃的挑战迎面而来——由于现实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都联系着经济成本，都需要物质支撑，没有经济基础和物质支撑的生态建设是无法持久的；又由于“丛林法则”在当今世界并未消失，强势的、发达的文明世界，仍然在向发展中的我们霸道地转嫁种种生态祸患；更由于生态文明发展也包括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要发展人类的福祉，同样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所以，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考虑并兼顾自身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借用南帆的话说就是：要仔细研究“多少物质财富可以支撑一个普遍的小康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自然的综合承受力将在哪一个历史维度上达到平衡？二者失衡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现局部乃至整体的垮塌——那个时候，全部的物质财富仍然得不偿失？”这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前面赵鑫珊谈论过的话题。而如何实现生态建设与人类发展的平衡与共赢，庶几是摆在国人面前最有难度的任务。

    （作者：古耜，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作协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