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将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的制度法制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再次引起关注。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也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呈现什么状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村庄有何不同？怎样将乡村建设成为有吸引力的生活家园？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重点课题，自2014年起，分别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珠岙村、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店集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堡乡河东村开展田野调查。

    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中的农民与农村”研讨会暨第二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课题组向社会发布阶段性课题成果《三个村的四十年》《四十人的四十年》。

1.外出打工创收的人多了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卫民介绍，珠岙村、店集村、河东村分别位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呈现出梯度的特征，从不同的原点出发，今天的发展水平也不同，但走过相似的路，经历了相同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最核心的内容是赋权，赋予劳动者自主经营的权利、迁徙的权利。”王卫民认为，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短时间内解决了吃饭问题。赋权、告别短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是40年快速发展的基本脉络。

    研讨会上，“费孝通田野调查奖”二等奖得主、经济日报社主任记者魏永刚更直接地用“进城”两个字概括农民40年的主要变化，“不顾一切地走向城市是农民坚定的选择”。

    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进一步解释，40年来“离土”的改革进程是农民生产、生活、社会交往高度重合的“三位一体”的空间逐渐撕裂的过程。农业农村原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随着相当数量的农民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生活，其联系逐渐松动，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原先我们说的是新农村建设，现在实施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从提法上就可以看出变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陈航英用数字说明农业生产在农户家庭中日益边缘化：“到2013年，农户工资收入所占比重（45.3%）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42.6%）。”

    结合对三个村庄的调查可以看出，尽管开始的时间、持续时长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农民“离土”的过程。

    珠岙村在改革开放后经历过短暂的人口外流，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发展了童装产业和阀门产业，结束了人口的流出，但土地已不再种植庄稼，改为办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工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店集村外出务工的人增多了，但规模不算大。到了90年代，农村改革带来的政策效力已经释放，店集村农业徘徊不前，因此有更多人选择外出打工，村庄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开始成为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一直到21世纪初期，店集村出现大量举家外出务工的现象，并不断增多。

    河东村主要种植耐旱的马铃薯和玉米，靠天吃饭。1979年，河东村人均集体土地面积超过6亩，亩产只有45斤，包产到户后，粮食亩产和村民收入并未显著增加。这里的发展一直与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紧密相关，1983年起，国家实施“三西”专项计划，但河东村发展依然缓慢，直到21世纪，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扶贫投入，改善了基础设施，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了河东村粮食产量，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大量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如今，河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约占全村总人口的一半，村里大量房屋空置。

2.“到老了还是想回到村里”

    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但仍有6.4亿农村常住人口和2.7亿农民工，农民还是最大的社会群体。

    温州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付翠莲认为，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使传统乡村秩序受到很大冲击，乡村社会纽带松弛，乡村的凝聚力渐趋消失。课题组在对三个村庄村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村民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空间只是部分转移到了城市，养育下一代、成立家庭、后代抚养和教育等主要还在乡村，村庄对于走出去的农民具有重要的社交意义，其情感寄托作用不可替代。

    卢晖临认为，如何在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交空间分裂之后，根据村庄发展的不同程度因地制宜开启新的整合是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谈道：“生活设施的改善，再加上有一个产业的基础，会吸引一部分人返乡。”

    珠岙村的发展正是基于童装产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村庄人口400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村庄人口增加到1000人。童装产业发展至今，村庄人口已增加至1710人。现有的410家童装企业，只有四分之一的企业主是珠岙人，其他都是外村或外省人。来自贵州、江西、湖北、安徽等省份的近万人在此就业。2011年外来人口数量最多时有1.2万人。

    “珠岙村的发展程度确实超乎想象，很难说它不是乡村，因为村民不是按照城市模式生活的。”参与调研的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张文军表示，尽管很多村民在镇上或温州买房，村庄成为生产空间，但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非常强烈，他们在村庄吃分岁酒、玩龙灯，在公共民俗方面，珠岙村是三个村庄中最发达的。

    这种对村庄的认同也体现在另外两个村的村民身上。

    在店集村，免除农业税和粮食直补的政策落实以后，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回到家中。两年后他们发现，种地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还是不如外出务工的收入，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2002年，店集村土地抛荒严重，2006年，村里有900多人常年在外务工，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店集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途径。

    尽管如此，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数仍然把家安在店集村，更愿意依靠打工赚到的钱，在老家购买统一规划建筑的别墅。“现在主要工作就是把‘空心村’协调好，整体移到县里规划的新村，原先居住的地方先进行土地治理，土地养好之后再划拨给原来的村民。”店集村党总支书记朱振标说。

    店集村通过土地托管、代管的经营模式，发展合作社，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使店集村的农业不再依靠青壮劳动力的投入，一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只要参加合作社，也能经营耕地。2011年，店集村紧抓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人集中居住、土地集中耕种是店集村的现状。

    与店集村相似，大多数河东村外出务工经商者在访谈中都表示，只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生存赚钱的地方，“到老了还是想回村里去”。多数村民在城里的人际交往，仍局限于村里熟人的人际网络。他们大多把自家的地流转出去，房屋也会修缮或重盖。

    “早期的农民工是农业内卷化造成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劳动越多，农业产出却不能更多，劳动力处在高度剩余的状态。而中后期各种类型的农民大量外出打工，是由于农村生产、生活、教育等方面都卷入了市场经济，打工成了最有效和最快速的创收方式。”《三个村的四十年》中写道。

3.因地制宜应对新变化

    卢晖临认为生产生活和社交功能在绝大多数村庄都发生了分离，“大的趋势是人口继续向城市流动，但乡村对于散出去的人来说是根，维系着他们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因地制宜应对新的变化，让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会让现代化进程走得平稳一点”。

    尽管珠岙村是温州童装第一村，“但这个行业本身是薄利多销的，可替代性强，网购兴起以后也并没有带来多大改善。2011年，童装产业开始萎缩。现在我们在努力进行规模化生产。”永嘉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工作人员池张成介绍。

    珠岙村还面临如何让村庄重新成为本地人生活空间的问题。由于作坊和工厂大量集中在村民的住房里，工业排放和噪声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村庄环境。从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村支书的余章龙说起村庄以后的发展，首先考虑的就是环境治理和治安问题，“外来人口很多，本村人想把他们带进自己的文化生活里，一起跳跳舞、打打球。”

    对于店集村来说生产空间已经部分外移，但是村民仍然愿意在这里安家。朱振标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外出务工者的下一代在本村能接受较好的教育，健全村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河东村，已有企业在村里流转土地，现代农业开始出现，务工机会的增加和收入增多也使得村民开始摆脱贫困。“但也应看到，在河东村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大规模的蔬菜基地，由于本地人力成本高，公司多是从江西、云南等地雇人来种，并没有给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卢晖临指出，在中青年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让留守在村庄的人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农务，是河东村的当务之急。

    尽管分布于我国东、中、西部的三个村都面临亟须解决的难题，但不可否认40年里它们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对这三个村来说，这40年走过的路，比他们前辈走过的所有的路都要长。”王卫民总结，“不管有多少困难，与40年前相比，我们解决问题的条件和能力都有了质的提高。”

    (本报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