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乡村社会发展方向

    【读书者说】

    以图像资料的形式整理呈现百年乡建的历程，对于梳理乡村建设的历史，中国社会发展脉络，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路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就是一部以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研究者为独特视野，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我国乡村建设基本脉络的著作。图录从数千幅照片中遴选出自清末实业家张骞到新世纪乡村建设的珍贵照片近千幅，辅以导读与详细注释，为读者系统展现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建设整体面貌。

    用图像的形式，如此集中地反映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应属首次。编辑者温铁军作为21世纪中国乡村建设发起者之一，亦是亲身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乡村建设变化的研究者。潘加恩作为年轻的学者，在“学术乡建化，乡建学术化”的道路上已经探索多年。可以说，本书是他们本着乡村建设“要做的不仅仅是乡村的‘硬件建设’，更主要的是推动内在具有文化批判性的‘乡村复兴’”的基本宗旨，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成果。

重现百年乡建史

    编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乡村建设并非始于常见论述中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物为代表，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改造实践，而是发轫于更早的清末民初。甲午中日战争后，社会变革引发了一场以底层和乡土社会为主要空间的建设性实践。所涉主体、方式、内容、参与者多样，既有乡村外部知识分子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实践，也有由乡土社会自发、本地乡绅指导的“乡村自救”和“社会建设”行动。

    如何呈现这100多年来乡村建设史，成为本书面临的首要课题。

    在导论部分，编者明确指出，图录编辑出版的初衷在于：“不满足于常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类分析框架，而应‘跳出乡建看乡建’”，“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可见，对于百年乡建，编者力图避免只做史实陈述与罗列，或陷入就事论事，而是希望在20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打通政派与学科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与规约，在更为宽泛的视野中，寻找中国乡村建设特有的演进逻辑与内在规律。

    通过导论，以及“背景与脉络”“萌芽与探路”“兴起与展开”“群体与多样”“转型与融合”“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当代实践”“研究与传播”“国际影响”等九个单元和“尾声隐现之间”部分，编者构建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历程的基本认知逻辑。

    在图录的编辑与梳理过程中，编者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一是记录与书写“百年乡建”，不能将乡村的民间民众建设史从革命史、现代化进程中剥离出去，而是需要我们以更为宽泛的视野，跨学科地、综合性与整体性地探究百年乡建。二是学界梳理自2000年开始的“第三波乡村建设”，建设主体往往由政府（政策方针制订者、政策平台提供者、行政财政支持者），社会力量（产、学、研、商、企、媒等），乡村民众（原乡农民、新农人等）构成。建设主体的复杂化为“第三波乡村建设”带来更多未知性。如何从社会文化建构和生态文明建设角度，使各种建设主体有机合作，让乡村经济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不仅回流，而且在新一轮建设中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跳出乡建看乡建

    乡村建设离不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这也是本书在体例上的两条主线。

    在文字阐述与图像呈现中，本书的主旨逐渐清晰——我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去探究社会变迁与历史演进，在很多历史瞬间，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不容忽视；而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只有升华才能构成文明。我们需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与演进机理。

    同样，我们不能仅从政治或经济角度简单地把百年乡建归结为时间递进、派别演绎与层级覆盖，不能仅止步于让百年乡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被看见”。而是要以突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学科之间，城乡之间，显性与隐性之间隔膜为前提，立足于大历史、大社会、大文化，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探寻能够应用于今天乡村建设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

    “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中国乡村建设的兴起与展开不是简单的微观个案或个体行为，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其推动者是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重主体，内容也常因各阶段不同而充满差异。但回到三个“百年”——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的背景脉络中，却有着共同内涵，即在经济上促进资本、土地、劳动三要素的回归，在社会上回嵌“乡”与“土”的脉络，在文化观念上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等刻板认识，重新发掘“乡”与“土”的价值。

    我们要在恢宏的历史长河中，厘清中国社会的内在机理、根本问题与发展方向，不仅需要宏观和中观层面的考察，还需要从微观层面，对不同群体，不同力量推进和操作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做更为细致、深入的史料分析与理论研究工作。百年中，“激进”“破坏”“建设”三者之间并非单纯的“互动”关系，在三者的关联中，既需要有宏观、中观、微观的分析框架去考察乡村建设的多元实践，从路径、方法和手段上辨析其中的时代局限于不足，同时提炼、借鉴与活用先辈们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与精华。特别是，我们需要深层发掘和探究属于中国文化层面的阻力与张力，为传统文化和国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价值认同提供沃土。

    由此看来，本书整体性和立体式地探究中国乡村问题，从文化建构和生态文明角度重新认识乡村、发现乡村，在乡村建设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

    翻阅这部厚重的图录，仿佛让我置身于历史的长河。

    1904年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以兴办新式教育、制订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自治试验，1910年前后张骞在南通兴办的农学堂、农技讲习所、女子师范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图书馆，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抗战时期各地开展的“救国”动员，延安地区如火如荼的合作社建设、农业改良、民众文艺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高效、全面地铺展，改革开放后的“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当前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目标开展的美丽中国建设，都通过珍贵的图片，一一铺展在我眼前。

    作为后发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遭遇了太多的波折与冲击，也面临着诸多的障碍与挑战。围绕乡村建设，先贤的探索、当今的努力无声地告诉我们，虽然“资本主义工业化坐标参照下经济差距对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逆推与倒逼，进而产生了‘去脉络’效果，”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寻找一个社会文化上的衰落和文明建构缺失的原因，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世界大势等角度进行全面分析。也就是说，单从经济的角度去解析文化的衰败，难以摆脱“革命史”与“现代化”思维模式。纵观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都曾面临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乃至城乡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在这种碰撞与冲突中，如何进行自身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建构，很多经验与教训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在现有基础上，运用文化思维展开深入研究探索，从多学科视角建构新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对中国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均有利。

    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言，编辑《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不是一种‘好人好事’式的简单罗列，而是，以此为基，打开一部更加多元立体，且充满张力的百年乡村建设史，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更有现实启示的新视野”。我衷心希望能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新视野中，进一步明确未来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和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作者：张海英，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