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的王朝气象

    【守望家园】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认为：“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种文明形态即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首先在于自身的“王朝气象”。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二里头都邑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二里头是当时中国及至东亚地区最大的都邑,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承上启下的玉礼器群，以及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表明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四合院”与“九宫格”的都邑规划

    二里头的宫室建筑和都邑整体布局呈现的诸多“中国最早”，表现出了前无古人的因素。

    遗址宫殿区内，是经勘探发掘所知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以及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建筑群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中心区北部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有长方形半地下式和类似于后世“坛”之类圆形地上式的遗迹及祭祀的墓葬。中心区南部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其内已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心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系统。这种道路网络，不仅连接交通，而且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宫殿区的周边，还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这种都邑规划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抱负和蓝图，也不由让人产生联想：《禹贡》的九州观念早在此时业已出现。

“金字塔”与“众星捧月”的聚落布局

    “王朝气象”也体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整体聚落形态上。

    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为都邑，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2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以及众多更小的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中心聚落外围多有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和高等级的墓葬。其中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除了作为区域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郑州南部的望京楼城址面积达168万平方米，且城中出土高规格的青铜器、玉器等重器；荥阳大师姑城址总面积达51万平方米，城内中北部可能为宫殿区。此二者都是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中心，很可能是二里头王国的某一属国的中心或军事重镇。

    更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有20多处，面积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的河流水系近旁的交通要道。每级中心聚落周边，则分布更多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可见，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为中心、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庞大聚落群，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所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在这个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社会中，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使用标志他们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考古发现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玉石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此外，二里头王国可能为了获取食盐、铸铜和制造绿松石器的原料等自然资源，向西北部、西部和南部扩张，在其周边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这些军事据点包括中条山的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南关和秦岭山区的商洛东龙山等。

    在强势发展的基础上，四顾无敌，踌躇满志的二里头王者们“怀柔万邦”的政治、经济甚至可能还包括军事实践，是推动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的最强劲动力。这些实践的考古证据既包括二里头文化中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表现出的兼收并蓄的胸怀，也包括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发射出的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文化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逐鹿中原”到“融合一体”的历史变革

    在二里头横空出世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境内各区域文明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共性。距今5300年到距今3800年前后，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距今38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最晚阶段，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整合，催生了二里头文化，进入到王朝文明阶段，并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二里头文化是相当于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后者的礼制文化的内涵、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时期的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治方式，吸纳了更广大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确立了华夏早期礼乐文明的基本特质。这包括：城市规划方式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室制度、墓葬制度，还有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

    仅就青铜礼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明确，占有鼎、爵和其他青铜礼器与否以及数量的多寡，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鉴于此，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以商文明为主干，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王朝版图形成的前提。

    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制度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作者：赵海涛 许宏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