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光影

    【文史遗痕】   

    有几次回上海，我都住在华山路上的一幢西班牙式九层公寓中。那是德国人海格1925年筹建的，最初名为“海格公寓”，新中国成立后成了上海市委的办公楼，直到“文革”后才改作宾馆。我选择住在那里，因为它离我以前住的枕流公寓不远，蔡元培、巴金以及上海文化界的许多名人也曾在附近居住。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出生之前已经离世，我是从书本上认识他们的。有些名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家里，与他们促膝交谈。更多的时候，我会在街上与他们邂逅——不论是明星，还是著名作家，我看见他们如普通人那样散步、坐公车，手提着购物袋。那也是我脑海中永远鲜活的故乡记忆。

    蔡元培先生的故居在华山路的一条弄堂里。他一生都是租屋而居。很难想象，这位出身望族、科举时代高中进士入了翰林，民国时执掌北大，受聘薪金高达800块大洋的大教育家，过的居然一直是“房无半间、地无半亩”的“无产者”生活！蔡先生的租屋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也是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如今它成了蔡元培国内保存最完好、个人生活痕迹留存最多的一处故居。故居开放后楼上仍由他的后代居住，一楼作为陈列展厅。陈列的物品中有蔡元培先生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殿试试卷——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的“策论”，谈的是西藏的历史；也有他自不惑之年起，先后五次赴欧洲自费游学时听课与读书的记录，以及寄给家人的明信片。他第一次赴德国留学时就明确表示，要“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这里还有他就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前后与孙中山的通信，黎元洪、段祺瑞等人委任他为北大校长的任命状等，从中可一窥，譬如“德、智、体、美”“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之类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用语，最初的倡导者正是蔡先生。从陈毅等人在法国留学时写给蔡元培的信件中，则能了解到蔡先生曾大力倡导“勤工俭学”。

    就在同一条弄堂里，离蔡元培故居不远是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的家。走出弄堂往常熟路拐是电影《聂耳》的编剧，剧作家于伶曾经住过的地方。大学时代的周末，我常去他家。站在他客厅前的小书房，隔着楼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周末，他家的小客厅是我向往的倾谈场所，那里时常高朋满座。幽静时，我与他促膝谈心，听他平易的教诲。有一次在于伶家，我见到刚刚拍完《巴山夜雨》的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影片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吴导满脸愁云，说有人将他解放前导演的影片说成是反动影片。于伶听了安慰吴导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们看过你拍的《神女》吗？《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听了于伶的开导，吴老脸上又有了笑容。尽管当时于伶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但是在文艺界人们的心中，他依然是成就显赫的前辈，更是平易近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离开于伶家往华山路西去，就是我们一家原先住的枕流公寓，那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1900年，沪上英商泰兴银行大班在那块地上造了花园住宅，不久为李鸿章的三儿子李经迈购入，此后一直为李鸿章家族产业。1920年代末，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上海开始兴起建造高层公寓的风潮。1930年，李经迈委托哈沙德洋行在花园住宅的原址上设计并建造了这幢高层公寓。公寓大楼建成之后，李经迈登报征名。应征者中有人建议以《世说新语·排调》中孙子荆劝说王武子归隐山园的故事“枕流漱石”来为公寓命名。“枕流漱石”意即以头枕流水以洗耳，漱石以磨砺其齿，比喻居静思危，潜心磨炼心智。李经迈最终接受了该建议，将公寓命名为“枕流公寓”。

    公寓楼前有一个大花园，花园中池水荡漾，曲径通幽，树木葱郁。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夏末秋初，记得公寓楼墙的颜色是新刷的浅灰色，路上的法国梧桐树绿叶丰茂，树枝远远地伸展开去，在路的上方交接，给街道罩上了遮阳棚。

    如今和街对面一幢约二十层楼高的现代公寓比起来，枕流公寓矮去了大半截，似乎已经鬓发花白。以前，在枕流公寓的楼顶上可以鸟瞰全上海。少年时代，市中心放烟花，我们便站在楼顶上，一览无余，现在恐怕只能看见不足一里地的光景了。如今，枕流公寓门前装上了花式铁栏杆，挂着“文化名人楼”的牌子。这幢楼是城市的重点保护建筑，也是上海丰厚文化的一个标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幢楼里住过的文化名人在牌子上一一列出：电影明星周璇、孙道临，越剧大师傅全香、王文娟，话剧皇帝乔奇，还有文学理论家叶以群、著名新闻人徐铸成、桥梁大师李国豪等。

    从枕流公寓的居民记录中得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有盛名的电影明星“金嗓子”周璇从1948年起住在这里，一直到她1957年因病去世。住在枕流公寓的那段岁月，周璇从辉煌的演艺生涯巅峰逐渐走向人生的下坡路，最后在孤苦无依中痛苦告别人世。每一次漫步在树木繁茂的枕流园，抬头遥望六楼那扇她曾经顾盼的窗口，我都仿佛听见她用银铃般的嗓音唱着《四季歌》。

    离开枕流公寓，顺着华山路西去，拐入武康路，走一段，便到了巴金故居。1955年9月，巴金迁居于此，这幢花园洋房交织着巴金后半生的悲欢。他在这里完成了“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小说《团圆》。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我年轻时看了近十遍，那是难忘的青春记忆。我的父亲叶以群和巴金先生曾在上海作协共事，“文革”后，在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是巴金先生致的悼词。会后，我曾和母亲前去拜访巴金先生表达谢意。这次重访故居，我推开门，踏上二十二级阶梯来到二楼，走进随母亲拜访巴金先生时小坐过的书房兼卧室，当年的情景如在眼前。一楼有一间狭小的太阳房，巴金先生就是在屋中的一张小书桌上创作出了《随想录》。站在屋子里，我不由得问自己，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亲眼所见文坛前辈们经受了种种磨难，然而我为什么依然追随先辈的足迹走上了笔耕的道路？我忽然明白，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如撕裂阴霾的闪电，在我年轻的心灵上投下了一道光亮，至今依然未熄灭。

    离开巴金故居没多远，拐进复兴西路就是作家柯灵的故居。这所故居与创作《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张乐平的故居一起对外开放。柯灵曾经创作电影《不夜城》，也正是他编辑的《万象》杂志，发掘了张爱玲。这次走进柯灵故居，与我上一次来时已相距二十多年，然而我对其中的每一个空间依然有清晰的记忆。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曾带着幼稚的习作去柯灵家请他指导。柯老认真批改，从字到标点都会一一指出错误。通常是过几天再去一趟，坐在卧室前的小太阳房中听他指教。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工厂生活的小说，柯老看后高兴地对我母亲说，人物写得很生动！记得有一年柯老去北京开政协会议，家中的夫人甚为孤单，我当时正好在附近的南阳模范中学实习，柯夫人便向母亲提出让我住在她那儿陪陪她。其间，柯夫人每天早上都会为我做好早饭。柯灵故居中几乎没有重新装修的痕迹，大部分摆设都保持原样。特别是厨房，木制的碗柜、餐桌，以及那些并不精致的餐具，都如同普通市民家中的陈设，这也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一座城市的历史，不仅需要记载在文字中，更需要留存在携着先人生命讯息的故居里。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走进先人的故居，想象他们的生活场景，体味他们的情感，可以寻找到这座城市，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蛛丝马迹。而一座城市的魅力，也不仅来自于那些璀璨夺目的灯光，还源于曲折街巷中那一处处散发着文化馨香的遗存——它们的斑驳，映照的是城市的另一种美。还有旧物可触摸，还有情感可寄托，还有历史可凝望，同时，日新又新——我想，这正是上海的迷人之处。

    （作者：叶周，系作家、电视制作人，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