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普查：只为摸清古籍家底

    雪山，草地，夏鲁寺，白居寺，帕拉庄园……几个月前，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的10名学生来到西藏日喀则。他们无暇欣赏周遭的美景，而是一头扎进庙宇、庄园的书房。作为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者，他们要仔细查看那里典藏多年、少人问津的古籍，并一一登记。经过层层审核、汇总，他们整理的这些数据将成为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一部分，供国人共享。2018年，全国有30多所高校的200余名志愿者像他们一样，奔赴全国各地40多家藏书机构开展古籍普查。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已开展多年，目前，除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基本完成普查登记外，还留下了诸多不易清理的“死角”。那些尚未完成普查的藏书机构，或是地处偏远的县级图书馆，或是公共图书馆之外的博物馆、档案馆、高校图书馆等单位，主要由公共图书馆馆员组成的古籍普查队伍，常常难入其门。为了真正摸清古籍“家底”，清理这些“死角”成为近年来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不得不面对的重点课题。

志愿者加盟

    “西藏有1200多个古籍收藏单位，点多面广，普查难度很大。”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边巴次仁介绍，很多收藏单位距离拉萨路途遥远，而该馆仅有7位工作人员从事古籍普查，有时下基层一去就是三四个月。

    今年上半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专门招募了10名懂藏文的古籍普查文化志愿者。经过培训后，这些志愿者在专家的带领下奔赴日喀则。他们不仅对200余函藏文古籍及部分零散文献进行了普查登记，还发现了两页稀见的元代刻经。

    与西藏情况类似，因为收藏单位分散、交通不便、缺少专业人才，云南、新疆等地的古籍普查曾一度举步维艰，通过志愿服务，一些过去很难触及的“死角”，正在被照亮。

    志愿服务不仅加快了古籍普查的进度，而且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古籍人才。

    “对志愿者来说，原来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照片的古书，就真切地摆在眼前，实现了‘零距离’接触，他们既兴奋又紧张。”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介绍，在山东的古籍普查中，除了对志愿者进行前期培训，在普查过程中，如果发现避讳字、名家批校本收藏本等知识点，古籍专家还当场讲解，有问题随时解决，“经过一两个月的实训，志愿者们不仅分清了刻本与石印本、黑口与白口的区别，也熟悉了题记与序跋的差异，看懂了古籍目录，学会了查阅古籍数据库与古籍编目。他们常常感慨，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参与古籍普查，提升了志愿者的专业素养，更加深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在日喀则进行普查的志愿者群拉说：“夏鲁寺，白居寺，帕拉庄园，每个地方都是知识的宝库。当我们一函函、一部部、一页页地整理、录入这些历史财富时，每个人都恨不得多长一双手、一双眼睛，因为我们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再多翻阅一函，再多整理一部。”

跨界普查成难题

    “我们要帮人家做好事，为什么会遭到白眼？”多年来，在古籍普查的过程中，普查人员时常会有这样的不解。

    古籍普查人员大多来自公共图书馆，他们习惯将进入公共图书馆之外的藏书机构进行普查称为“跨界普查”，这是古籍普查登记的又一个“死角”。

    为协调解决全国古籍保护的相关问题，从2007年起就建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原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多个部委共同参与，各省份也相应地建立了厅际联席会议制度。不过，古籍普查的具体工作主要由文化部门主管的公共图书馆系统来完成，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而且档案馆等古籍收藏机构的主管单位并不是联席会议的成员。

    “目前省中心已知的古籍收藏单位中，除了文化系统外，涉及教育、党政、社科院、宗教等系统的收藏单位，只能沟通协商，没有行政指导关系，因此古籍普查进展较慢。”这是四川省的情况。“在全省古籍普查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缺乏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对一些古籍保护意识薄弱、古籍存藏环境恶劣、古籍普查进度缓慢甚至尚未开展普查的公藏单位，亦无任何惩罚措施。”这是江西省的情况。在其他省份，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

    因为跨界难，个别普查人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明知某些机构收藏了古籍，但假装不知情、不上报，使“普查”打了折扣。

    “2017年年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统计过一次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情况，从列表看，有些省份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前些时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组织专家进行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实地考察时发现，有些省份的古籍公藏单位，特别是博物馆系统，对全国古籍普查并不知情，对有志愿服务这一工作机制更不清楚。”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看来，古籍普查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跨界普查是无法回避的“拦路虎”。

    刘惠平认为，做好跨界普查，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通过联席会议及时将古籍普查中发现的问题反映到决策层，从而针对古籍生存现状实施保护措施。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各级政府要利用行政优势，加强督导，建立古籍保护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解决跨界普查的难题。

成功跨界的诀窍

    虽然早就听说宜春市档案馆藏有一批古籍，而且其中有一部珍贵“血经”存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但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作一直没有机会亲睹这批古籍的真容。

    今年夏天，刘惠平带领专家组到江西巡查古籍普查志愿服务时，得知了这一信息。几经努力，专家组在存放“血经”的银行里，见到了这部佛经。专家们判断，这是一部明朝万历年间抄写的泥金《金刚经》，虽然不是“血经”，但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有望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经过一番深入、诚恳的沟通，原来对古籍普查疑虑重重的档案馆，态度终于有了松动。

    江苏是古籍大省，全省存藏有400多万册件古籍，通过细致耐心的工作，古籍普查从公共图书馆延伸至博物馆、档案馆、高校、研究机构、宗教系统，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普查工作。诀窍何在？

    “靠的是不断地走访、宣传、游说和协调，有时甚至搭上个人关系；靠的是把握一切机遇，争取相关领导部门和社会的支持；靠的是真诚地为跨界单位办实事、培养人，使跨界开展古籍普查的涉及面逐步拓宽。”刘惠平如此总结江苏的经验。

    过去，北京的一些中央单位和大专院校也是古籍普查难以进入的“死角”，经过有效的宣传推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主动联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希望派出志愿者帮助开展普查，中国艺术研究院还主动预约明年的古籍普查志愿服务。

    跨界之所以难，相关单位对古籍普查缺乏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的单位嫌麻烦，有的单位不愿意“露富”，还有的单位担心一旦藏书目录公之于众，那些善本古籍会被要求上缴。如此种种，都需要普查人员付出更多耐心，才能消解疑虑，实现共赢。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