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哪些有重大意义的成果?
唐际根:近些年,中国考古学在史前和各历史时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近年来,史前时期的重要发现相当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后的一系列古城址,如良渚古城(距今5300至4300年)、石卯古城(距今4300至3800年)、陶寺古城(距今4300至3900年)和石家河古城(距今4600至4000年)。这些古城为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有的城址甚至与上古传说存在隐晦的联系,从而再次引发“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
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古国”被发掘出来,例如陕西的芮国、山西的霸国、湖北的曾国等等。
秦汉以后的考古发现同样硕果累累,表现在各地大量重要遗址、墓葬的发现,如陕西渭河上的汉代古桥、江西新建的海昏侯大墓等。
除了考古发现,学术研究同样成果丰硕。各地考古学文化序列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纷纷展开。一些考古工作的空白被填补。例如刚刚出版的《豫东考古报告》,首次描述了汉以前豫东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埋藏环境与聚落分布模式,建立了豫东地区史前仰韶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以最新资料为基础提出了该地区仰韶、龙山、岳石诸文化各自的文化分期,确认了始建于西周时期的宋国故城,并证实此城经春秋(包括宋襄公时期)、战国沿用到汉代。报告还首次公布了春秋时期商丘地区的宋人墓地,以及宋国灭亡之后,该地区战国至西汉初的平民墓地,提出了春秋至西汉初该地区陶器随葬品的组合形式和演变序列。
随着“维护文化遗产尊严、让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和让文化遗产保护惠及民众”思路的提出,全国出现一大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工作受到高度重视。
记者:为什么说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诞生?它们有着怎样的渊源?
唐际根:始自1928年的殷墟发掘并非中国境内最早的田野考古工作。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汉学家在华北、西北等地考察遗址、收集古物。1921年,西方学者甚至已经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和北京房山周口店进行发掘。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又实施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工作。然而这些早期田野工作(包括西阴村发掘)皆由国外学术团体出资,无论发掘选点和工作思路,皆由外国学者主导。此外,这些发掘无一例外地没有按自然地层收集遗物。因而这些只是考古学诞生之前的孕育或准备阶段的工作。
与此前田野发掘不同的是,殷墟发掘是中国学界主动接受现代考古学的结果,其策划和组织者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发掘的选点受其影响,因此也打上了深深的金石学烙印,带有强烈的“证史”目的。殷墟发掘是持续的田野工作,主要的发掘主持人受过西方训练,为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条件和学术条件。更重要的是,考古地层学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学方法,是在殷墟发展成熟起来的。
中国考古学与殷墟科学发掘的渊源,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因此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第二,殷墟科学发掘使得中国考古学打下了深深的“证史”烙印,这使得中国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科。殷墟发掘选点受到金石学影响,早在发掘之前,中国学者即已经知道殷墟是商代甲骨文出土地,因而殷墟的考古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从“证史”开始的。第三,殷墟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年代距今最远的“已知点”,中国考古学的展开即从殷墟考古出发。殷墟既是寻找夏王朝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础。第四,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地层学”,地层学是考古学中最重要的方法。第五,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第六,殷墟发掘是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开始。早在1930年发掘初期,殷墟的发掘成果便受社会广泛关注。1930年3月8日至1930年3月31日的《大公报》曾连载“殷墟发掘之经过”。殷墟发掘的出土文物当时也曾多次向社会展出。第七,殷墟发掘催生了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古物保存法”。
记者:中国考古学给殷墟科学发掘带来了什么?
唐际根: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然而在殷墟发掘过程中,尤其是殷墟发掘后期,中国考古学的整体氛围也反过来给殷墟发掘带来重要影响,延续了殷墟溯源中华文明的灯塔地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殷墟文化分期”得益于中国考古学的整体进步。中国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学并非诞生于殷墟,而是在宝鸡、洛阳等地的考古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是借助了器物类型学的“他山之石”,殷墟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文化分期”。其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第二次进入中国。区域考古调查本是首先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古代聚落研究法,1996年,中国学者将此方法应用到殷墟考古工作中,从而获得了重要考古成果,包括发现洹北商城。再次,殷墟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也是中国考古学整体进步的结果。受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2006年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
(本报记者 崔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