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哲学追问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文明世界的两个空间实体，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目标任务，这是党和政府着眼于世界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实际和未来城乡居民最大福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但如何从哲学视角深入探究其科学合理性，仍然是一个亟待求解的重大理论问题。

城乡融合发展标示着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

    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城乡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城乡社会的理想状态，也是我国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和实践探索，体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合规律性。

    城乡融合体现了人类对城乡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整个社会呈现为混沌性、同质性的空间聚合体，既没有城市也无所谓乡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临海城市”时就深刻揭示了城市和乡村的隔离状况。城乡对立最初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住在乡村庄园和城堡、作为乡村社会代表的大小封建领主是城市的主宰，他们征收税赋、摊派劳役，行使城市行政管理权与司法审判权。

    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城市生产方式取得了相对于乡村生产方式的比较优势，乡村被纳入城市生产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主导的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城乡对立也带来了诸如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等空间极化问题，并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乃至恩格斯所称的“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新的生产力将打破旧的城乡对立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城乡关系必将由对立走向融合。作为一种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于一体的空间状态，城乡融合的规定性在于，它以城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克服了由城乡高度同质、城乡分异所导致的外部性联系；劳动分工超越了城乡之别，异化劳动被消除，人们不再为生存需要被迫从事不喜欢的工作；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作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世今生”为时空视域，科学分析了城乡关系由同一到分异再到融合的路径，体现了城乡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城乡融合是我国构建理想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城乡关系走过了与上述相同的路径，城市与乡村经历了“无差别的同一”、分离对立、趋向融合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启了对城乡关系认识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强调政府资源的统筹分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更加强调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加强调城乡之间的融合渗透、功能耦合、良性循环、同步发展关系。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把握我国城乡发展实际，提出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对城乡关系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城乡融合发展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一种合乎伦理的发展

    发展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具有鲜明的价值向度。城乡融合发展聚焦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倡导城乡协调发展、农村优先发展，内蕴着城市和乡村共建美好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追求。

    坚持协调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空间共同体；城市与乡村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存在着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一度共处于城乡空间，形成了空间极化现象。为解决不平衡问题，党和政府强调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促进我国城镇化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摆脱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消除城市对于农村的“虹吸效应”，积极引导资本、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促进产业发展融合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础设施联通化、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城乡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推动城乡要素公平交换，形成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市繁荣的活力空间，夯实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城乡协调发展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举措，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特征，体现了城乡共担发展责任的伦理要求。

    倡导优先发展，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推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基础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生活得以极大改善，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方面，牢固树立共同体思维，科学理解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的关系，积极探索“三农”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激活农村的内生发展动能。另一方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有效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持续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升农村的“内在气质”和“外在颜值”，强健农村发展的“骨骼”和“血肉”。农村优先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是解决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城乡共享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

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是一种合乎人性的发展

    人是发展的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城乡融合通过聚集城乡优势满足人的需求、发展人的能力，体现了人性尺度上的革命。

    充分满足城乡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内在的生活逻辑，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美好生活，人们留在乡村也是为了美好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呈现为多样化和高品质，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内蕴城乡生活要素全面性规定的美好生活，只能通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也只有城乡融合才能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展，充分发挥满足人们需要的城市功能和乡村功能。满足城乡人民对城乡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充分发展城乡人民的多方面才能。能力提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城乡融合的空间共同体内，人们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它使人逐渐摆脱“城市人”与“乡下人”等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束缚，向着“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能获得无数社会关系规定性的方向发展。城乡融合消除了旧的社会分工，城乡居民可以平等地接受生产教育，可以依特长变换工种，每个人都可以在最合适的岗位、行业与区域从事劳动，人们可以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平等地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以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城乡劳动者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推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进而提升劳动者能力；强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而提振劳动者精神。多方面发展人的才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观点，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夯实了能力基础。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种合规律、合伦理、合人性的发展，它深刻回答了城乡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为我国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凝聚城乡发展合力、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高春花，系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