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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呼朋引伴，登高望远，赏花饮酒，吟词作赋——佳节又重阳，感谢宋人，在小词里面坦诚记录下自己的重阳节，让我们得以重温天水一朝的诗意生活与重阳味道。
与客携壶上翠微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
——苏轼《定风波·重阳》
元丰四年（1081）的重阳节，苏轼身在黄州（今湖北黄冈），虽仍任团练副使之职，算是官身，然不过是虚衔，并不理事，且“本州安置”，受地方官员监视。苏轼因此自嘲云：“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
这一年，苏轼客居黄州已整整两载，流放之罪官，常有衣食之忧。他在一首诗序里记录到：“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一位故人在黄州东门之外为其谋得数十亩“茨棘瓦砾”的荒地，苏轼亲自开垦，种粮自食，命之为“东坡”。
从此，“东坡居士”成为苏轼的别号，“苏轼”也正式蝶变为“苏东坡”。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重阳节，苏东坡在简陋的酒席上，举觞对客，填词一阕：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虽是宋词，却有唐人风味，为何？因为这是东坡从唐诗随手改来的。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此诗是晚唐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写于大唐会昌五年（845）的重阳节。那一天，杜牧尚在池州刺史任上，诗人张祜来拜访，二人是同病相怜——都是党争牵连、怀才不遇的迁客。杜牧曾是牛僧孺掌书记，一度擢升监察御史，后却屡屡外放；张祜也是失意之人，其三百首诗作曾获皇帝御览，却不得一官，只好以处士自况，流落淮南。杜牧对其一见如故，曾写诗赠他：“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两个流落他乡的诗人，在重阳节相聚，在江边痛饮，登高望远，菊花满头，相逢一笑——从诗意来看，这笑容应是借酒浇愁的苦笑吧？
宋朝士大夫普遍喜欢在宴会上戴花，欧阳修“戴花持酒祝东风”（《鹤冲天》），黄庭坚“醉里簪花倒着冠”（《鹧鸪天》），辛弃疾“插花走马醉千钟”（《定风波·暮春漫兴》），都是宋朝士大夫头戴鲜花、手持酒杯的写照。
这种活动不同于唐朝官员“宫廷赐花”的朝堂礼制，而是士大夫私生活的约定俗成。如果这般现象出现在礼法森严的明清二朝，是一定会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的。
待到重阳佳节，宋人更是簪菊成风，如范成大“看了十分秋月，重阳更插黄花”（《朝中措》）。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回忆南宋宫中在重阳节的前一天，就要提前准备一万株菊花，以备重阳簪花之用，“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临安的重阳节，百姓们也会头戴菊花，畅饮新酿美酒。
苏词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牛山沾衣”的典故。《韩诗外传》记曰：“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古代君王很少暴露自己内心软弱的一面，但齐景公作为大国之君，在登高望远时能够坦白自己对死亡的恐惧，的确难能可贵。虽然后世也有嘲笑他的，如李白“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古风》）。但大多数人对此流露出尊重和同情，毕竟在死神面前，人类都是同样脆弱如芦苇。
杜牧写下这首重阳诗的时候，想起了在牛山沾衣的齐景公早已化为黄土，帝王将相尚且如此，何况是自己与张公子这样的失路之人？
相比而言，苏东坡把它随意涂抹，填作宋词，却有了几分戏谑的旷达味道。比起唐诗的一本正经，宋词的字节更为灵动，似乎消解了生死话题的严肃与无解。
特别是最后一句，苏东坡不动声色地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改成“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似乎把那种对人生易老、生命有时的无奈，化成了看透世事却又乐观待之的清澈洞明。
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魏晋人所作《西京杂记》中记载西汉民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虽《西京杂记》所记未必是汉人风俗，然可印证最迟在魏晋时代，九月九日即为一个与长寿有关的日子了。
魏晋时代人们对于生命长短的体悟开始深切，一方面追求生命的长度，即使是嵇康这样的高士，也“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与山巨源绝交书》）；另一方面又恐惧于生命的无常，如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所悲叹：“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嵇、石二人虽人生道路迥然不同，其命运却皆未得善终。
相比而言，出身贵公子的曹丕曾在重阳节送给书法家钟繇几束菊花，并写下《九日与钟繇书》，开头便解释了重阳寓意：“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从中可知，由于“九”与“久”的谐音，九月九日被视为一个“宜于长久”的吉利日子，在这一天饮用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即使是曹丕也未能免俗，赠友菊花作重阳下酒之用，“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所谓菊花酒，并非简单拿菊花泡酒，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载“以九月九日日未出前，收水九斗，浸曲九斗”可知，在重阳节黎明时分，人们便采摘含苞待放的菊花，掺杂在黍米中浸曲酿制，直到次年重阳“瓮满好熟，然后押出，香美势力，倍胜常酒”，才能酿成真正的重阳菊花酒。一年的春夏秋冬、悲欢离合都浓缩在菊花酒中。
花开花落，酒醉酒醒。
何人送酒？重阳药市
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
——秦观《摸鱼儿·重九》
宋朝人描写重阳的景色，往往相差甚远，晏几道的“庭院碧苔红叶遍，金菊开时，已近重阳宴”（《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满眼皆是富贵气象，而东坡得意门生秦观笔下的重阳风景，却是“傍湖滨，几椽茅屋，依然又过重九。烟波望断无人见，惟有风吹疏柳”。
于是，他“凝思久，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但一曲溪流，数枝野菊，自把唾壶叩”。重阳佳节，秦少游却独缺一壶酒。
在这首《摸鱼儿·重九》的下阕，秦观陷入对人生的沉思，进而感慨：“休株守，尘世难逢笑口，青春过了难又。一年好景真须记，橘绿橙黄时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闲却传杯手。鸥朋鹭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鬓，香雾满衫袖。”
其中，那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脍炙人口，然而这原是苏东坡在杭州写的《赠刘景文》里的名句，少游借用于此，或许是在重阳时节遥念恩师？
这首词最能触动人心的，或许还是上阕里那句“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我读到这句时，第一反应是想起了“出门搔白首”的“诗圣”杜甫。
秦观在文学史上的形象颇显羸弱，“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踏莎行》），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艺青年。其实不然，秦观自言：“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晋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可见，秦观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辽国、西夏，恢复汉唐旧疆。他并非大言谈兵，而是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写了很多有见地的策论。
精研宋代文史的朱东润先生阅读秦观诗词文集，眼光独到，留意到了秦观的策论：“余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盖导源于东坡，所见甚卓。此真充国之遗计，破敌之上策。当时诸人，盖无有出其右者。”（《淮海集校注》序）朱先生可谓是秦少游千载之下的知己。
然而，在秦观的时代，除了苏东坡等二三子外，世人都是拿他当一个寒酸词人看待。秦观也沿着苏东坡的道路，在南方向着更南的方向流放。在重阳日，他并不一定缺酒，缺的是白衣送酒的太守苏东坡。
他或许回忆第一次见到东坡的场景：“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
很多年以后，南宋锦官城，一个不缺酒的人，在重阳节喝醉。“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这首《汉宫春》是陆游的真情流露之作，在万人如海的闹市，独自欹帽垂鞭，流涕尊前。放翁自己交待此词写于“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1173），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刚刚从陕西南郑前线调回成都，担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是个有衔无事的官职，“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登塔》），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戎马生涯自此终结，五十岁的他从此自号“放翁”。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这一年的重阳节，陆游漫步于繁华似锦的成都重阳药市，在万人如海之中，看花开富贵，听歌声曼妙，却闻歌感旧，回忆起南郑军中岁月，突然情绪崩溃，很快喝醉了。
初读这首词的时候，很不理解的一点是，所谓“重阳药市”，顾名思义是重阳节期间卖药材的市场，在药材市场怎么会逛着逛着就喝醉呢？
直到读到一则史料，我才豁然开朗。宋人庄绰《鸡肋编》中记载了成都重阳药市：“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
原来，重阳药市上除了堆积如山的中药材，还在街上多处放置了几个巨大无比的酒缸，供人随意畅饮五日。于是，“诗情将略”的陆放翁得以在重阳药市一醉方休。
此外，陆游词中的“欹帽垂鞭”似乎也是大有深意。“欹帽”即歪戴帽子，暗合“参军落帽”的典故。《晋书·孟嘉传》载：“（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地，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连叹。”在南朝的某个重阳节，征西将军桓温宴请幕府中人，大家都身着正装，头戴官帽，突然一阵风吹来，刮跑了参军孟嘉的帽子，这在当时算是失仪，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厕所。桓温让座上一位名士当场挥笔写文嘲笑他，还将文章置其座位之上，结果孟嘉回座后从容挥毫作答，文采风流，举座叹服。
于是，这个段子也成为重阳佳话，在重阳诗词之中屡屡出现。有的化用巧妙，如东坡的“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桓温身为南朝枭雄，半生致力于北伐中原，孟嘉在其幕府之中参赞军事。陆游也是刚刚卸任幕府参军的官职，也许这个前任参军歪戴帽子，或是有所寄托吧。
这一点，似乎从陆游的忘年之交、同样致力恢复中原的辛弃疾身上找到佐证。某个重阳日，稼轩写下“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
可惜，那一年的成都重阳药市，无人知晓这个烂醉如泥的老翁有着怎样的心事。
糕诗酒帽茱萸席
旧日重阳日。叹满城、阑风去雨，寂寥萧瑟。造物翻腾新机杼，不踏诗人陈迹。都扫荡、一天云物。挟客凭高西风外，暮鸢飞、不尽秋空碧。真意思，浩无极。
糕诗酒帽茱萸席。算今朝、无谁不饮，有谁真得。子美不生渊明老，千载寥寥佳客。无限事、欲忘还忆。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谁弋雁，问消息。
——魏了翁《贺新郎·九日席上呈诸友》
在宋代历史上，魏了翁或许是一个被忽略的存在，并不为世人熟知，其人在清朝雍正年间配享孔庙，一直被视为“理学名臣”。然其一生事业，岂是区区四字所能概括？权臣韩侂胄仓促北伐，众人噤声，魏了翁人微言轻，却敢当廷反对。30年后，蒙古铁骑侵犯南宋边境，宋理宗遍视群臣后，派遣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御笔写下一首唐诗赐给他：“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魏了翁果然不负众望，是南宋末年少数有实力力挽狂澜的能臣。
这首《贺新郎》是他晚年一个重阳节所作，上阕里的“真意思，浩无极”是其理学气息的一面，下阕里的“金气高明弓力劲，正不堪、回首南山北”则是他忧国济世的一面。而词中“糕诗酒帽茱萸席”则流露了宋朝重阳节的又一个风俗——“重阳糕”。
重阳糕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便是重阳必食之物了。南北朝《荆楚岁时记》曰：“九月九日，四民井籍野饮宴。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其中“食饵”即指吃重阳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饵”的解释是“粉饼”，扬雄《方言》则称：“饵，或谓之糕。”汉魏六朝时期，糕是用米粉制作，饼则是用麦粉。可见“食饵”应是起源于南方。重阳“食饵”又被称为“蓬饵”，糕点里面添加了蓬草。《西京杂记》中言“食蓬饵以祓妖邪”，看来汉魏百姓认为重阳节吃重阳糕，可以祛除“妖邪”之物。
宋人喜食各类面食糕点，不论南北，皆是如此。南宋《梦粱录》记录临安城饮食的章节专门提到：“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点，通宵买卖，交晓不绝。”临安城里卖糕点的小店小摊，生意极好，通宵营业，可见市民对面食糕点的情有独钟了。
宋人更是让“重阳糕”的饮食文化细腻生动起来，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了重阳糕的做法：“（重阳）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从中可以看到，重阳糕就是一种“粉面蒸糕”，但是上面装饰了彩色小旗，还掺杂了石榴籽、栗子、银杏等，还用面粉捏出狮子等吓人的形状——这估计是“食蓬饵以祓妖邪”的古风吧。此书甚至记载：“重九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小儿头上乳保祝祷云，百事皆高。”虽然荒诞不经，但也保留了宋代重阳民俗的有趣细节。
宋人《邵氏闻见后录》有一则“不敢题糕”很有意思，“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刘梦得即是唐朝“诗豪”刘禹锡，他在重阳节写诗，本想写写重阳糕，但疑惑于儒家经典里面没有“糕”字，怕有违用典之诗法，于是那首诗也没写成，被时人嘲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
或因如此，唐宋诗里面提及重阳糕的少之又少，而宋词则不然，毕竟是“小道也”，大可多多涉猎人间烟火，不必像写诗那么正襟危坐。所以，即便是“理学名臣”魏了翁，照样也在自己填的小词里提到重阳糕，且置之首座——“糕诗酒帽茱萸席”。
未曾想，宋亡之后，这块普普通通的重阳糕，竟成为宋朝遗民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元初丘葵在一个重阳日写下“浮蚁共伴今日醉，食糕空忆太平时”（《九日》）。
“糕诗酒帽茱萸席”，最后聊聊茱萸吧。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茱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植物，要说熟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虽儿童亦能熟诵；要说陌生，估计能识得茱萸形貌的人不多吧。至于茱萸的别称越椒、艾子，更是让人不知其为何物了。
古代重阳节除了头簪菊花的习惯，另有头戴茱萸的风俗，目的是为“辟邪”。晋人周处《风土记》载：“九月九曰谓为上九，俗尚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至于重阳佩戴茱萸“辟邪”的来历，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言之凿凿：“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当然了，正如此书书名，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
这种源于远古的节日风俗，已经很难考证其起源了，私以为佩戴茱萸或许也是楚风，古代楚国称茱萸为“榝”，屈原《离骚》有云：“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可见，此物本属恶草（从名字里面的杀气重重便可得知），君子不应佩戴。后来或是“以毒攻毒”的老法子，茱萸摇身一变成为民间“辟邪”之物。一直到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依然声称“（茱萸）悬其子于屋，辟鬼魅”。
唐人或许还有重阳佩戴茱萸的习惯，到了宋朝，则更多是以之入酒。南宋《梦粱录》载：“（重阳）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重阳之厄。”宋人真是风雅有趣，叫菊花“延寿客”，给茱萸则起了“辟邪翁”的绰号。
或许是宋人更看重及时行乐，因而忽略了茱萸传说中的辟邪功能，以之入酒，虚应故事，更多则是把它与菊花一起观赏。苏东坡的“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茱萸，细看重嗅”（《醉蓬莱·重九上君猷》），所写正是此情此景。当然了，这句宋词也是化用唐诗，杜甫那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实在是过于经典，东坡前面加了半句“此会应须烂醉”，方有几分宋人坦白不羁的味道，在后面又提笔写下“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明年的重阳节，不能与诸君重聚痛饮了，记得在江口为我倒上一杯酒啊！使后人读之，顿觉豪迈。这就是东坡胜过唐人之处吧。宋词里的重阳节，也因此在欢聚的深情之中，平添了几分豁达与从容。
“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吕希哲《吕氏杂记》）每当读到这样的史料，我都会感慨宋朝的市井如此简单真率。
（作者：徐佳，系专栏作家，著有散文集《苏东坡的山药粥》、长篇小说《烟柳倾尘——柳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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