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裘与蓑衣

    东汉初年大名士严光，字子陵，年轻时曾经与刘秀同游学。当刘秀即位称光武帝后，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严子陵“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因严子陵这身装束，“羊裘垂钓”就成为隐居的代称。

    出乎意料的是，严子陵披着羊裘垂钓，却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严子陵钓台或题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袁枚肯定这首诗“题古迹能翻陈出新”。这首诗到底“新”在哪里呢？推究起来，不过是抓住羊裘垂钓的细节，为严子陵作了精神症候分析，指斥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已。

    其实这首诗的立意渊源有自。北宋文人徐俯说：“羊裘何似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南宋文人刘克庄说：“蓑衣亦堪钓，何必被羊裘。”明代文人陈霆也说：“蓑衣任君高挂，安用搭羊裘。”清代康熙年间的文人翁照也曾说：“戴笠偏相称，垂竿亦自幽。严陵如爱此，应不著羊裘。”与袁枚差不多同时的文人吴寿昌也支持这种说法：“严滩片石旧渔矶，隐士曾经入帝畿。应悔羊裘招物色，钓师祇合著蓑衣。”在这些文人看来，蓑衣似乎就是隐士垂钓的标配，严子陵身着羊裘则显得标新立异，甚至有点别有用心，所以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

    垂钓是隐士生活时常涉及的内容，中国文学史自《庄子》和《楚辞》就出现了隐士型的渔父形象。不过他们并没有身披蓑衣，这也可以看出蓑衣和隐士垂钓从一开始并没有联系。尽管《诗经·无羊》中有“尔牧来思，何蓑何笠”的句子，足证蓑衣的历史很悠久，但是蓑衣作为隐士垂钓的装束，只是在隋代以后的诗歌中才多有体现。如中唐文人张志和的《渔歌子》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柳宗元《江雪》一诗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北宋词人王仲甫也在《蓦山溪·挂冠神武》一词中说：“蓑衣箬笠，更著些儿雨。横笛两三声，晚云中、惊鸥来去。欲烦妙手，写入散人图，蜗角名，蝇头利，著甚来由顾。”这些披蓑的渔父，无一例外都高蹈出尘，在处即家，随遇而安，远离了现实纷争。东汉初年的严子陵，羊裘垂钓，在后人看来竟然有“招物色”的嫌疑。以致清代陶元藻不无尖刻地讥讽道：“先生原不垂纶隐，休把羊裘论是非。”似乎严子陵是个彻头彻尾的假隐士，他穿着羊裘不值得人们说三道四。

    其实，是不是真隐士，不可以行迹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结庐人境，无害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严子陵身披羊裘，也丝毫不影响其作为隐士的高风亮节。范晔在《后汉书》中说，光武帝刘秀在邀请严子陵出山辅佐受挫后犹不死心，“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面对至尊的皇权，严子陵不可以强仕，自放于山水之间；没有丝毫卑躬屈膝的攀附，倒是有一种隐约的倨傲。严子陵这一作派，其中有股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啸傲草泽的意味挥之不去。自古以来就有挖空心思走终南捷径的“随驾隐士”，但是严子陵作为光武帝的故旧，屡次征召皆不就，不正凸显了他具有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吗？不正说明了他是真正的隐士吗？

    面对不断的质疑，北宋梅尧臣打圆场说：“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似乎严子陵被人发现的时间是冬天，所以他身上穿的是羊裘；假如是夏天的话，则很可能披的是蓑衣了。梅尧臣善意可嘉，但是这种打圆场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一个人有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是不是真正的隐士，关键要看他的价值选择，而不是穿什么衣服。穿羊裘，无害为真正的隐士；穿蓑衣，也不妨走终南捷径。

    其实，隐士穿什么衣服，并没有明确规定，完全可以一任自己的喜好。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有特殊的关系，又因为穿了一件羊裘而被发现，所以一直被喋喋不休地议论，假如不是挑剔和诋毁，那便是流于皮相之谈了。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