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宁寺——元大都的城市标志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万宁寺为元成宗铁穆耳兴建，寺内的中心阁位与今之鼓楼的位置相当，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今之鼓楼东侧的草厂胡同12号，便是万宁寺的残余部分，应该对其适当修复，这样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底蕴，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    

神御殿

    据《长安客话》记载，在大都的西部，原来有一座建于辽代的寺庙，已然废弃，只有一座佛塔还在，题曰“释迦舍利塔”，塔内珍藏有20粒舍利，一到深夜“屡放神光”，附近的居民以为失火了，仰视天空，却没有一丝火焰，“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

    元世祖忽必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命人把这座辽塔打开，发现里面有许多灿如金粟的舍利，其中还有一枚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忽必烈十分高兴，因为他的年号也是“至元”，认为这是天意，是“圣人制法，予定冥中，待时呈现”。

    这一天是至元八年（1271）的3月25日，距今747年。忽必烈敕令在那里构筑一座规模宏大的藏式佛塔，并以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以箭落之地作为寺的界址，名曰“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天俗称的白塔寺。

    忽必烈的做法为其后的皇帝继承下来，在元代，每位皇帝在位的时候都要修建一座或几座寺庙。他的孙子成宗兴建了大天寿万宁寺与大承华普庆寺。之后，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建黑塔寺与青塔寺，英宗建大昭孝寺，泰定帝建大天源延圣寺，文宗建大承天护圣寺。其中，大天寿万宁寺在今草厂胡同12号。大承华普庆寺在宝产胡同，武宗时进行扩建，明代时改为宝禅寺。《日下旧闻考》引《蓟邱杂抄》谓，宝禅寺即“元大承华普庆寺也。成化庚寅（1470）供用库内官麻俊买地治宅，掘地得赵承旨碑，始知为寺基。乃复建佛殿，山门廊庑厨库悉具。闻于朝，改赐额曰宝禅寺”。

    赵承旨即赵孟，世祖时曾任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兼国史馆的长官。宝禅寺所在胡同明代称宝禅寺胡同，1949年以后，宝禅寺改为工厂。1990年前后，宝禅寺被无知者拆掉，仅余大殿的两架斗拱被保存在北京建工学院的建筑系内。大崇恩福元寺亦称南镇国寺，位于大都城南。关于黑塔寺与青塔寺，《日下旧闻考》载云：“黑塔寺在南小街冰窖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门四条胡同，相距里许，皆无塔，亦皆无寺额，独各有碑可考耳。”黑塔寺所在冰窖胡同后来改为冰洁胡同。青塔寺所在的胡同后改称青塔胡同。在明代，黑塔寺复建，赐名为“弘庆寺”。青塔寺，据寺内的碑文记载，“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英宗敕造的大昭孝寺，是在唐朝的兜率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兜率是梵文的译音，意为“妙足”“知足”。英宗即位后，冶铜50万斤铸造了一尊巨大的卧佛，神态安详至今尚存而为人们称道。大昭孝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清代称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大天源延圣寺即今北京西山八大处中的八处证果寺。它下面的四处是大悲寺，前殿内设有十八罗汉雕像，相传是出自元代著名雕塑家刘元之手。文宗敕建的大承天护圣寺则位于今天昆明湖的西北岸，如今已难觅踪迹。

    这些皇帝与他们的妻子，生前到他们建造的寺庙里做佛事，故去以后，其肖像往往供奉在他们所营造的寺庙里享受祭祀。帝后的肖像是绮文局用锦缎织造的，称祖宗御容；供奉御容的地方，叫影堂，泰定二年（1325）改称神御殿。世祖的神御殿称元寿，裕宗的称明寿，成宗的称广寿，顺宗的称衍寿，武宗的称仁寿，仁宗的称文寿，英宗的称宣寿，明宗的称景寿。

    殿里的祭器十分奢华，有金器、银器、玉器、水晶、玛瑙，还有在当时属于珍稀之物的玻璃瓶、琥珀勺。忽必烈的影堂里，还有珍珠帘、珊瑚树与碧甸子山之属。据《元史》“祭祀”志记载，世祖帝后的影像供奉在大圣寿万安寺，裕宗（世祖的太子真金、成宗的父亲）帝后的影像也供奉于此。顺宗（真金次子，武宗与仁宗的父亲）帝后的影像在大承华普庆寺，成宗帝后的影像在大天寿万宁寺，武宗帝后的影像在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后的影像在青塔寺也就是永福寺，泰定帝后的影像在大天源延圣寺。

    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与睿宗托雷的影像原来供奉在翰林院，由翰林院官员春秋致祭。至元二十四年（1287）翰林院上奏旧院房屋败敝，新院仅有6间房屋，三朝影像应迁至太常寺，但是仍然迁到了新院。至大四年（1311）翰林院衙署迁到旧尚书省，有旨每月一祭，中书平章完泽等进奏说：祭祀是国家大事，不可轻易变动。太庙不过每岁一祭，放在翰林院的三朝影像春秋二祭，已经比太庙多了一次，没有必要再增加祭祀的次数。至治三年（1323）把三朝影像迁到大承华普庆寺，但是祭祀的礼仪却废弃了。泰定二年（1325）八月，中书省进言应该按照过去的礼仪祭祀，于是命令承旨斡赤携带香和酒来到大都，与中书省臣一起在寺内祭祀。泰定四年（1327）在石佛寺（位于今西城辟才胡同。此巷明代称大石佛寺，清代改称劈柴胡同，近年将石佛寺拆毁）建造影堂，准备把太祖、太宗与睿宗的影像迁到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迁入，只得仍旧在普庆寺内按照旧例祭祀。第二年，又把三祖的影像迁回翰林院。顺帝至元六年（1340）翰林院再次进奏说，供奉太祖等三朝帝后影像的房屋狭窄且年久屋漏，应迁到石佛寺新建的影堂为好。然而，中书省不同意，于是驳回，谓此乃世祖定制不可更改，于是三祖的影像继续放在漏雨的房间里而没有变化。

    对历代帝后的祭祀，分常祭与节祭两种。常祭的日子是，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节祭的日子是元日、清明、蕤宾、重阳、冬至与皇帝的忌辰。

    蕤宾是农历五月的别称。蕤，委柔貌，在这里形容阴气为主，委柔于下，但是，阳气已经开始上升。这时候是阴阳交替的季节，类于主宾关系，逐渐地，主人转变为客人，客人则转化为主人。故而，在这时候要举行祭祀活动。

    常祭用蔬果，节祭与忌辰用牲礼。祭官便服，行三献礼。加祭用羊羔、炙鱼、馒头、西域汤饼等。炙鱼，就是烤鱼。汤饼，即面条，在加祭时要陈设一道西域风味的面条。

阔阔真与铁穆耳

    阔阔真是元成宗铁穆耳的母亲。她本名伯蓝也怯赤，弘吉剌部族人，阔阔真是其别名。

    据《元史》“后妃（二）”列传记载，一日世祖外出打猎，路上口渴，看见一个少女在帐篷前纺驼毛，便向她要马奶喝。少女说，我家里有马奶，但是我的父母和兄长都不在家，“我女子难以与汝”，也就是说不方便给你。听了这话，世祖打算离去，但是小姑娘把他叫住，又说：“我独身一人在这里，你来了又去，不符合常理，我的父母很快就回来了，你稍等等不迟。”少女的父母果然很快就回来了，招待世祖拿出马奶给他喝。离开少女以后，世祖十分感慨，说：“如果有这样的小姑娘做儿媳妇，该是一件多好的事！”过了几年，世祖与大臣商议给太子真金选妃，选了许多，都不满意，有一个老臣想起世祖说过的话，派人打探那个少女的情况，而此时少女尚未婚配，于是世祖便把她选为真金的妃子。

    这个少女便是阔阔真。

    阔阔真孝顺谨慎，“善侍中宫”也就是她的皇后婆婆，世祖经常夸奖她是个“贤德媳妇”。阔阔真侍奉婆婆不离左右，甚至婆婆上厕所用的手纸，也在自己脸上揉软之后才呈送上去。一天，真金生病，世祖前去探视，看见真金的床上铺着织金的垫子，“愠而语之”，不高兴地质问阔阔真：“我曾经认为你贤惠，现在看来不是了，你为什么做出这样铺张浪费的事情？”阔阔真跪下说：“这个织金的垫子平常是不用的，现在太子生病，我担心地上的潮气侵袭太子，因此才用了它。”说完立即把那个垫子撤下来，世祖这才转怒为喜。

    阔阔真就是如此小心谨慎而获得世祖的欢心。在太子真金去世以后，世祖便有意在阔阔真的儿子里选择皇位继承人。阔阔真有3个儿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其时已经病故，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于成宗之后，先后继承帝位。长子海山为武宗、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为仁宗）、三子铁穆耳。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做过真金的宿卫，熟悉东宫情况，世祖询问他哪个孙子适于继承大位，他说铁穆耳仁孝恭俭，是皇储的合适人选，世祖也认可他的看法。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辞世，铁穆耳在大安阁即位，是为成宗。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崔彧从木华黎的曾孙世德家中获得一枚玉玺，上面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它献给阔阔真，阔阔真又亲手交给铁穆耳，但是诸王心怀二意，沉默不语。顾命大臣知枢密院事伯颜愤怒地指斥他们不遵守世祖遗旨。枢密院是元朝最高军事机关，有权管辖诸王。同样也是顾命大臣的玉昔帖木儿走到晋王甘麻剌身边质问，宫车晏驾，已经3个多月，神器不可以久虚，宗祧不可以乏主，现在皇帝的宝玺已有所归，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听了这话，甘麻剌慌忙起身表示拥戴铁穆耳。

    成宗是一个性情温顺的皇帝，即位后，便诏令免除大都与上都两地一年的赋税，其他地方免除十分之三的丁地税粮，拖欠官府的钱粮“一切蠲免”，逃亡的百姓，其应该缴纳的赋税也全部豁免。不久又诏令御史大夫月儿鲁整顿御史台法纪，禁止朝廷内外诸司扣减官吏的俸禄“为宴饮费”。对于僧人，成宗也进行约束。中书左丞相答剌罕说“僧人修佛事毕，必释重囚”是不妥的，因为在这些重囚中，有的是杀人犯，有的甚至是杀死丈夫的凶手，如今全部被指名释放，这样的做法是“生者苟免”而“死者负冤”，有什么好处呢？成宗同意他的说法，“嘉而纳之”。

    对于国家大事，成宗也很重视，御史台臣上奏：“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甘州在瓜、沙的后面，百姓住在甘州的前面，本应保护百姓的军队反而住在后面的甘州，这是错误的。成宗赞同这个奏言，于是诏令一万名蒙古军队前出，用屯田的办法来供应军队的需求。对他的祖父——世祖，成宗十分孝顺，元贞元年（1295）在国忌日那天，他在大圣寿万安寺做规模浩大的佛事活动，招待七万名和尚吃饭，所谓“饭僧七万”。

    对于成宗这个皇帝，后世史家的评论是：“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连岁寝疾，凡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壸，外则委于宰臣；然其不致于废坠者，则以去世祖为未远，成宪具在故也。”

万宁寺的位置

    成宗建造的大天寿万宁寺遗址，位于东城区草厂胡同12号。

    万宁寺营建于元成宗的大德九年（1305），规制宏伟，规模浩大，其西至今天的鼓楼一带。寺内塑有密宗佛像，十分吓人，成宗的皇后布尔罕，看到这尊佛像，用手帕把它的头蒙起来，“寻传旨毁之”。布尔罕在《元史》“后妃（一）”列传中作卜鲁罕，是伯岳吾部族人，驸马脱里斯的女儿。元贞初年立为皇后，大德三年（1299）十月，授玉册宝玺。成宗后来多病，由布尔罕处理政务，而布尔罕信任宰相哈剌哈孙，史官评论：“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大臣多次上书成宗给布尔罕加封尊号，但是成宗不同意。布尔罕也请求成宗给自己上加尊号，成宗依旧推诿说：“我病日久，国家大事多废不举，尚宁理此等事耶！”事情遂作罢了。成宗故世以后，仁宗即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把布尔罕流放到东安州，今河北省安次县西北45里的地方，理由是她与人私通。

    22年后，也就是泰定四年（1327），在那一年五月，泰定帝在万宁寺建造供奉成宗御容的神御殿，称广寿殿。从此这里成为祭祀成宗的地方。

    在大都时代，万宁寺是重要的城市标志。

    根据历史记载，大都的中心是中心台。方圆一亩，缭以围墙，是大都的中心点。中心台不在大都的中轴线上，而是在其偏西一点的位置，在今鼓楼的西侧。

    中心台的附近是鼓楼。但是，鼓楼在中心台的东侧，还是西侧，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一派意见认为在其西，今天的旧鼓楼大街的南端；另一派意见认为在其东，今之鼓楼的位置，明代的鼓楼与元代鼓楼的位置是一致的。这就牵涉到万宁寺内中心阁的所在位置了。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说：“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中心阁的位置与今天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

    中心阁是否是元代的鼓楼呢？不是，鼓楼当时叫齐政楼，中心阁则是万宁寺里面的重要建筑，是供奉元成宗的地方。《析津志》载：

    原庙 行香 完者笃皇帝中心阁 正官 正月初八日

    每年的正月初八日到中心阁行香，祭祀完者笃皇帝。完者笃皇帝即元成宗蒙古语的称谓。这就是说，中心阁是成宗的神御殿。

    根据《元史》“祭祀”志与“泰定帝”本纪记载，成宗的神御殿建于泰定四年（1327），额曰“广寿”，距离大都的建成时间——至元十三年（1276），已有51年了。易言之，在51年的时间里，在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中部，并没有标志性建筑，51年后才出现，即中心阁。“阁”称中心的原因便在于此。

    中心阁所在的位置与现在鼓楼的位置大体相当。这就是说，今之鼓楼的位置，在元代是中心阁，而不是其他。

    其西是中心台，再西才是鼓楼，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

遗址待修复

    元朝灭亡以后，万宁寺规模缩小逐渐荒废，清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引述《析津日记》说：

    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湢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竑文。

    “湢室”在古文中有浴室的意思。元朝的统治集团里有许多阿拉伯人，受他们的影响，在大内建有多处浴室。今故宫武英殿西朵殿浴德堂后尚存一座浴室。单士元《武英殿浴德堂考》（收于《故宫札记》，紫禁城出版社，1990）记载：“在堂后有穹隆形建筑，室内顶及壁满砌白釉琉璃砖，洁白无瑕，其后有水井，覆以小亭。在室之后壁，筑有烧水铁制壁炉，用铜管将水通入室内，其构造似是淋浴室，属于阿拉伯式建筑。”旧时的崇文门外天庆寺也有一座浴室与浴德堂浴室近似，相传亦是元代遗留。万宁寺的浴室大概也是类似建筑，以供拜谒的人士作为清洁肢体之用。

    民国以后，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做过几次寺庙调查，其中，1936年的万宁寺是这样的：

    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

    在这次调查中，万宁寺，写作万灵寺。原因是清代的道光皇帝叫旻宁，为避讳，把万宁寺改称万灵寺而沿袭下来。寺内有两名僧人，住持叫全祥。

    20世纪50年代，万宁寺已无僧人，演化为大杂院，仅余山门与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山门与大殿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1986年调查时，山门与大殿也被拆掉，在殿基建设民房，院门外侧构筑公厕。据说，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墙壁里。

    我们常说，大都是历史名城，但是，大都时代的建筑，遗留至今的只有阜成门的白塔、西四的砖塔、西四路口下面的下水道与土城残垣，没有更多遗存。我们介绍大都，描绘大都，并没有多少实物可以依据，这就令人遗憾。如果在遗址的基础上，适当修复一些大都时代的建筑，按照原有的风格进行建设，无论怎样都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前提下，可否考虑适当修复大天寿万宁寺呢？

    我以为是应该的。理由如下：

    一、万宁寺是大都的城市标志，它的历史价值不言自明。

    二、万宁寺位于北锣鼓巷地区。北锣鼓巷地区属于北京四十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万宁寺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宗旨不仅是吻合的，而且可以提升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涵与知名度。

    三、万宁寺遗址的西侧是鼓楼与钟楼，是北京胡同游的重点地区，相距甚近，修复万宁寺，也就修复了一个景点，从旅游的角度，价值不言而喻。

    四、万宁寺的中心阁与现在的鼓楼在位置上相重叠，而鼓楼是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的重要标志，修复了万宁寺则自然会彰显鼓楼的历史内涵，当然也就增加了中轴线的文化含量，对北京城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加分的大好事。

    五、万宁寺现在是大杂院，居民生活条件不佳，如果修复万宁寺，将居民搬迁而使得他们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也当然是一件好事。

    有以上这些理由，为什么不修复万宁寺呢？

    当然，对于万宁寺的修复，不是全面修复，而是适当修复，在草厂胡同12号的基础上修复。我曾经去那里进行过调查。虽然殿宇拆毁了，但是殿基还在，寺院的格局仍然可以清晰辨认。山门的位置也很清楚。应该说，恢复起来是不难的。

    如果做不到，把草厂胡同12号院的居民适当搬迁，对其内部与外部的环境适当清理，总是可以的罢。至少，把12号门外的公厕换个地方，在它的门口挂个牌子，写明这里曾经是万宁寺，是大都的城市标志，总是应该的罢。

    （作者：王彬，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