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圆桌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雁

    嘉宾：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欧阳峣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 赵晓雷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汤凌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高凌云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任务。如何科学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互相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新趋势，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价值链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更好地完成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目标，经济学版特邀请专家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主持人：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何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看待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及特征？

    欧阳峣：20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而且通过不断强化国际生产和投资网络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激化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逆全球化”浪潮，形成了一股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消极力量。近来英国的脱欧和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是加剧了“逆全球化”的现象。我认为，“逆全球化”现象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

    我们知道，关于国际贸易的起因，亚当·斯密认为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李嘉图则发现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所有产品的生产率均低于另一个国家，它仍然可以在某些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既然各个国家都具有比较优势，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益，那么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将惠及所有参与国家。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贸易和投资总量增速有所下滑或波动，虽然出现了局部的贸易摩擦，一些国家出台了贸易保护措施，但国际贸易规则的总体取向仍然是自由贸易，而且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发展正在酝酿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赵晓雷：自2010年以来，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制定更高标准的规则，以期凭借其在全球市场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优势，继续掌握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面对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规则的新一轮调整，中国应树立积极和包容的战略思维，以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积极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为此，我们实施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和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使世界各国能够有效利用包容性投资和贸易规则安排，促进经济贸易发展。

    汤凌霄：当前，欧美国家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诸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区域贸易谈判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中国应该采取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一方面在努力提升贸易效益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开放；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转型，通过提高贸易开放质量和金融开放水平，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高凌云：经济全球化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等方式，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全球范围的经济整体，从总体上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经济绩效和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不尽合理的治理规则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从而有可能隐藏着危机和风险。英国的脱欧和各国民粹主义的泛滥，实际上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的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路和原则，积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新动力源。

    主持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国应如何通过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实现规则和制度的创新，发展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同时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赵晓雷：建立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这是中央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对外开放需要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随后，相继在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设立自贸试验区；2018年，设立海南全岛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我国通过自贸试验区这种形式，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有利于提升经济开放的水平。

    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可以通过政府职能转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投资领域、服务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开放，完善制度保障，在这些方面进行适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探索和创新试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的经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建设自贸试验区，彰显了积极主动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我们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这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难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制度架构，培育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优势；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出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开放型经济，并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提供支持。

    欧阳峣：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作为负责任大国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坚定不移支持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坚持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治理的主渠道，相信它是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最佳途径。2016年，中国担任主席的G20 启动了全新的贸易投资工作组机制，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明确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并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提出了促进开放、反对保护和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为了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我们已在国内设立12个自贸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并在积极推进一些国际性和区域性自贸区的谈判和建设。在自贸试验区和自贸区建设中，应该遵循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着力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遵循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着力促进投资领域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遵循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着力培育金融双向开放的新机制。在完善体制机制的同时，要努力培育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建立适应国际化要求的法治保障体系，包括建立试验区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公平交易和商业合同的平等保护司法制度。

    高凌云：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是过去数十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具体要做好几项工作：一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二是坚持高端发展方向，优化外资结构；三是构建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建立安全高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四是积极稳妥地应对贸易摩擦；五是积极推进自贸区战略，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六是建设智能贸易投资管理系统，完善贸易投资信息共享机制。

    汤凌霄：各国的经验表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佳载体就是建立自贸试验区。近些年我国设立了一批自贸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利用大国市场优势，主动对接国际市场和自主设定规则体系，全面提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同于发达国家自贸区的环境，我国自贸试验区面临的区内外经济环境差异较大，需要探索出一套可以从自贸试验区推向全国的发展模式，以带动全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不同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以加工贸易为重点的自贸区，我国自贸试验区对服务业、行政垄断行业和投资领域的开放，将倒逼国内行政管理体制、法制法规、监管模式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将实行从“境内关内”向“境内关外”政策的转变，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采取免除关税、简化海关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等措施，而且这些政策不仅提供给外商外资企业，也提供给本土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通过扩大金融业开放、资本账户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造条件；积极探索发展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鼓励票据融资、租赁融资及债券融资，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与风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主持人：当前，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愈益突出，国际分工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参与全球价值链成为各国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和协调发展？

    高凌云：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特征，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模式。随着中国整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愈益拓展。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更多地局限于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和适应，更多地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为了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应该将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结合起来，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攀升。

    中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一是要促进国际国内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二是要以贸易规则创新为基础，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升我国企业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四是培育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跨国公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权和控制力。当前，要重视“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区域性的国际分工合作。

    汤凌霄：我国的制造业开放较早，已经成长为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很多企业仍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方式加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多数产业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缺乏核心竞争力，出口附加值水平偏低，这种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知道，发达国家能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关键在于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我国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缺乏相对比较优势，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许多最终产品的生产制造部门为满足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和消费者需求，直接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这些最终产品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带动的是国外相关装备部门的发展，而且由于国外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升级，我们往往被锁定在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模式上。

    那么，中国应怎样提升本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分工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我认为，关键在于市场和技术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良性循环，依托国内市场规模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国际经贸新优势。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致力于扩大和利用国内市场，打造和延长国内生产链条，提高生产迂回程度，增加中间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特别是要提高研发效益，实现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再创新，开展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

    欧阳峣：适应世界经济大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全球价值链也进入新一轮重塑期，这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是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和全球生产服务体系，通过产业升级，尽快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二是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努力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中低端位置；三是通过服务业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特别是要利用大国市场规模的优势，发展和延长全球价值链的国内环节，培育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关联对接，构建内外相连的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带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利用“一带一路”的平台，构建沿线国家之间的价值链体系，推动我国和沿线国家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赵晓雷：为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走向高端，需要实现高端要素的集聚，金融业的发展往往有利于实现这种集聚，因此，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显得特别重要。2015年10月发布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了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等任务，并要求探索金融服务业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种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将有利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引领我们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

    主持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制度维度，就是要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我们应怎样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汤凌霄：我们所有对经济全球化的思考，最后都将落脚到如何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从金融治理的角度看，第一代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是由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综合国力主导建立的，它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由相应的国际金融规则和国际金融组织构成。具体的治理机制是美国根据其黄金储备余额是否过度来决定货币是否扩张，外围国家根据美国货币政策是否造成通胀来决定是否从美国购买黄金，以迫使美国收缩货币政策，双方被捆绑在同一体系上，需要彼此协调货币金融政策以维持各自的内外部均衡。同时，巴塞尔委员会的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最后贷款人维持着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不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尽管美国货币政策对外围国家产生外溢效应，但它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外围国家没有任何机制能够诱使或约束美国改变其货币政策。在监管领域，国际金融机构过分倚重对单个国家的监管，忽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国际流动缺乏有效监管手段，而国际最后贷款人则存在救助资源有限、行动迟缓、条件烦琐及设置不合理等缺陷，这种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很难适应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很难满足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可以沿着两个方向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是美国出台货币金融政策时不仅考虑本国利益，而且考虑对外围国家的外溢效应和外围国家利益，同时弥补国际金融监管和国际最后贷款人的缺陷。从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来看，该方向的现实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是借助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秉持“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原则，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高凌云：近几年来，国际上要求重新建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期望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上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坚持主动适应和积极参与引领的方针，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改革是长期的过程，要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出发，量力而行，务实地推进改革。

    在具体实践中，应该采取措施提高综合实力和增强参与能力，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要重视金砖国家峰会、G20等的治理机制建设，稳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建设；要加强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区域经济治理，切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增强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能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要大力培养经济外交人才，重视国际贸易和投资创新性议题的谋划。同时，还应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政策资源，从而逐步增强我国对主要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影响力。

    赵晓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公共产品，其框架应该是开放的和建设性的。中国既要以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要本着国家利益原则和公平、公正、共享、互惠原则，努力争取引领性话语权。应该对照国际高标准投资准入及保护规则促进投资领域开放，对照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适应全球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试验金融开放监管制度，将功能培育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形成一套适应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同时，在国际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维护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在惠及各方的全球性以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欧阳峣：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通过运用中国智慧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升制度性话语权。首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包容性增长和互利共赢的原则，传播和弘扬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其次，准确地选择自身的定位，积极做好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参与者、主要建设者和共同改善者，逐步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再次，积极参与G20平台的建设，努力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权重，通过制定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切实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最后，充分发挥中国在新兴治理平台的主导作用，协调和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性的区域治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