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故事》：小故事大气象

    国家京剧院最新创排了一部别致的“大戏”，这台“大戏”由三个小戏《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和《军需处长》组成。之所以说这部作品是一台“大戏”，是因为这台戏虽由小戏组成，却由顶尖的戏曲院团、顶尖的主创人员创作，可以说是大剧团小身段、小身段大气派，大剧种小创作、小创作大手笔，大主题小故事、小故事大气象。这种别开生面的创作思路，以及它的艺术探索，无论是对于京剧剧种发展还是国家京剧院的创作，抑或是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戏曲创作，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红军故事》取材于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故事：红军过草地时吃剩的半截皮带、反围剿时军民与共的半条棉被、爬雪山时牺牲自己保全部队的军需处长。虽然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小戏，但是全场演出以歌颂红军精神、缅怀红军先烈、重唤红色记忆、重铸红色信仰为共同主题，以贯穿始终的斜坡舞台为演出支点，以统一的导演手法凸显舞台风格，以演员精彩的演绎为核心，既讲好了小故事，又表达了大主题，还抒发了大情怀，成为一台风格突出、个性鲜明却又和谐统一的剧作。

    《红军故事》虽是三个小戏，但三个故事却都注重剧情的一波三折，在微小的事件中“挖”出情感戏、内心戏，以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彰显戏曲艺术的核心本质，同时充分展现戏曲的演唱之美、表演之美，这是该剧的重要特点，也为当前现实题材戏曲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吃皮带、吃皮鞋、吃枪套的故事众所周知，但是，《半截皮带》运用文学创作“托物喻人”的手法，从半截皮带入手，既表现了老班长刘红根为了让战士们吃上东西自己忍饥挨饿最终虚弱而死的感人故事，还以这半截皮带为线索，引出了这条皮带的主人——老班长的儿子英勇牺牲的壮烈往事。这半截皮带，成为承载英雄精神、亲人念想和革命记忆的象征，吃与不吃、舍与不舍，成为人物情感纠结和情节发展的焦点。

    《半条棉被》同样如此，红军女战士把自己的棉被一剪为二与群众同甘苦的故事非常感人，虽然献出棉被是三个女战士共同的选择，但是围绕这条棉被，又表现出三个女战士的迥异性格和态度变化：卫生队长冯康如沉稳大气，她虽知道棉被的故事却不点破，始终尊重谢梦溪的意愿和选择；谢梦溪性情娇弱却识大体顾大局，她虽万分不舍，但出于对饥寒交迫的大娘的同情，也出于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觉悟，她毅然决定献出棉被；丁胜男爽朗率直，面对谢梦溪的优柔寡断，她颇不耐烦，但是当得知棉被的故事后，她为自己的鲁莽深感悔恨。短短一个小戏，故事曲折动人，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饱满、感情丰富，剧情和人物始终处于发展的张力之中。

    在战争岁月已经消逝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缅怀历史、纪念英雄，追忆是一种既可寄寓深情又能表达敬意的方式。《红军故事》的三个小戏都有回忆，但是回忆的角度、艺术表现的手法却各有特色。《半截皮带》以老年周国才的回忆形式展开，讲述老班长刘红根及其儿子的故事，在回忆之中，又穿插了周国才讲述红根叔儿子的故事。这段戏中戏的回忆，是通过扮演青年周国才的武丑演员赵辉辉的大段念白和身段表演完成的，既表现讲述时情绪的激烈，又表现了演员的表演功力，增加了戏曲的可看性。《半条棉被》以老年徐解秀的回忆为线索，充分发挥优秀老旦演员袁慧琴的唱腔优势，让观众过足了戏瘾。不仅如此，这部小戏以唱腔取胜的特点，还表现在设计了徐解秀与三位女卫生员的合唱、轮唱，其中饰演冯康如的周靖是程派，符合冯康如卫生队负责人的稳重大气的气质；饰演谢梦溪的郭霄是梅派青衣，嗓音圆润甜美，扮相青春活泼；饰演丁胜男的郭凡嘉的表演和唱腔同样非常精彩。这种充分发挥京剧声腔流派特点和演员个性的做法，是作品保持高水准艺术创作的保证。

    在回忆的穿插运用上，《军需处长》运用的方式明显不同，该剧表现的是红军过雪山的艰苦征程中，军需处长火雁为了保证后勤供应、保障全体战士全员满编，恪尽职守，牢记职责，不断地把自己的衣物让给其他同志，自己最终却冻死在雪山上的英勇悲壮的故事。火雁在临终之即，因饥寒交迫，意识模糊，凭着三次划着火柴带来的温暖，他产生了幻觉：他仿佛回到鱼米之乡的故乡，看到一起欢快打鱼的小伙伴唱着欢快的歌谣，仿佛听到母亲温柔唤归的声音；他仿佛在光亮之中看到心爱的姑娘正在为他绣制腰巾，这条他形影不离的腰巾此刻正披在他寒冷的身体上，他在风雪之中挥起腰巾，与爱人缠绵共舞，互诉相思与衷情；他仿佛看到红军大部队冲锋陷阵，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这里采用更具现代意识的闪回、意识流的手法，体现的是戏曲艺术时空处理自由灵动的美学原则。

    张曼君导演“新歌舞演故事”“新三民主义”的创作特点，因在大量作品中反复强化，成为她的标志性风格。在《红军故事》里，她同样娴熟地发挥了这些手法和特点，用典型的张曼君手法赋予革命历史题材新特点。这在张曼君创作的地方剧种红色题材如赣南采茶戏《山歌情》和《永远的歌谣》、评剧《母亲》等剧中显得与剧种地域特色相得益彰，但是在京剧中运用民间歌谣、民间舞蹈显得意义非凡。京剧唱腔与民间音乐如何融合，成为特别有意义的重大命题和时代命题。事实上，如今被誉为“国剧”的京剧，原来就是从来自地方的徽调、汉调而来，但因为“国剧”的沉重责任和要求，京剧唱腔、身段变得固化，难以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在《红军故事》里，张曼君紧紧抓住戏曲要表现人、戏曲由人创造的核心，充分发掘剧中人、创作者所生长、生活的地方和故事发生地的地域文化属性，将带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歌谣、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引入剧中，融入唱腔设计和身段表演之中，给传统京剧表演演唱艺术注入一股清新亮丽的民间清流，从而撬动了京剧唱腔作曲音乐和身段舞蹈创新改革的杠杆。

    （作者：李小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