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际遇与前景

    李承贵（南京大学教授）：很高兴能和三位一起，就拙著《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我先介绍一下此书写作的缘起。对中国传统哲学而言，20世纪是被西方哲学解释的特殊时代。那么，如何定义这种解释，这种解释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意味着什么，这种解释在方法论上有怎样的价值，如何判断被理解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中国传统哲学未来有怎样的前景，等等。这些既是本书写作的缘起，也是本书力求探讨的课题。

如何拓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自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以来，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否定意见比较多，所谓要重写中国哲学史，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我想本书就回应了这么一个问题，也有助于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以往20世纪哲学都是以西释中，说以西释中是肢解传统哲学，甚至认为把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放到哲学门类去研究就是对传统思想的肢解。所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也出现一个倾向，认为只有回到经学史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问题是，从21世纪初讨论这个问题到现在，很难看到一本真正的“以中解中”的哲学史。所以如何总结在现代知识体系作为既定条件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

    景海峰（深圳大学教授）：库恩的范式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学术共同体，一个是与传统学术的剥离（科学革命）；范式具有变革性、颠覆性，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转折性的、革命性的；范式不是简单的模板，而是一个思路、基点，预留了不断发展的空间，不断提出新问题并解决；范式的革命性表现在对重大危机的应对上。恰恰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遇到了根本性危机，因而运用范式来描述是恰当的。20世纪的中国哲学面临的是改弦易辙的问题，存在质的变化，因此它的描述需要新的形式，用经学去描述已经不合适。所以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从范式入手，将复杂的问题加以梳理，使20世纪中国哲学通过一种新的脉络呈现出来，这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尝试。

    柴文华（黑龙江大学教授）：以往都将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划分为“以西释中”“以马释中”和“以中释中”三种模式。“以西释中”就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为参照来诠释中国哲学，代表作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以中释中”立足中西学术的差异性和独立性，认为二者不能强为比附，否则容易转失其真，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一种委婉的拒绝，代表作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等；“以马释中”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分析、辩证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理论方法解释中国哲学，代表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在此基础上，“五大认知范式”模式面向20世纪哲学之全体，走出了局限于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围的原有解释框架。它对材料的梳理、问题的阐发更加细化，因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推进作用。

    李承贵：拙著所提出的“五种认知范式”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代表西方哲学的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等；另一个是“自我认知范式”，由于中国学者在应用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中，发现存在误读中国哲学的情况，便提出了试图避免这种误读的“自我认知范式”。这就构成了考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存在状况的范式理论体系。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觉

    景海峰：就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早期基本上是科学绝对主导的局面，所有哲学问题、价值都以科学为依归，符合科学精神的哲学思考、问题创作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实证的形态下，特别强调方法论，用科学理路、科学方式把材料梳理清楚，把问题的逻辑展现出来，得出一个非常清晰、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结论，工具色彩很浓，方法论更多是从科学实证，基本上是在西方近代哲学指导下梳理中国传统哲学资料，哲学问题、哲学性的呈现也依赖于西方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之后，对这种纯工具的方法意识有了反思，哲学思考的多维性、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定向性，对这种机械地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工具式方法，有很多质疑。人们更多从精神向度思考问题，从人文精神、人文视角重新理解，包括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现象学、解释学，可能更接近人文的序列。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对20世纪中国哲学历程的归纳总结，已经有很多新的表达路径。我想从范式的问题过渡和衔接，不一定直接进行细的分类，但是已经在做范式的探索和寻取，把它条理化、逻辑化，所以是范式的自觉。

    陈卫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总体上是两种，一种偏重于哲学，一种偏重于历史。借用传统的说法，一种是汉学，一种是宋学。冯友兰认为他跟胡适的区别是，胡适是汉学，他是宋学。如果论及这样的两种方法，具体到每个哲学史家是不一样的。这五种认知范式可能也要考虑，他们所用的方法，可能是都用哲学的方法，也可能有用偏重历史的方法，这些方法跟认知范式之间有什么关联性，这应该是20世纪中国哲学所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

    柴文华：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既要有事实的呈现，就是应该将20世纪中国哲学争论的问题、发展的脉络等客观地描述出来，这是研究哲学史的基础；但也不能光停留在“述”的层面，我们现在有些哲学史研究成果，只有“述”，平平淡淡，这样也不行，我们必须在“述”的基础上给予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怎样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柴文华：经历了过去百余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面对西方哲学话语霸权，我们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西方哲学的注脚。我们应不应该从中汲取点教训？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考察和研究，寻找并确定中国哲学的特质，建立一种解释的边界？另外，还可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所产生的误读的分析，探讨能够避免这种误读的机制或方法。概括地说，我们是否可以将20世纪中国学者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作为一种参照系，以寻找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方式？

    陈卫平：中国哲学史学科从“五四运动”开始建立起来以后就一直面临“独立性问题”，所以金岳霖有“中国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分，我们中国哲学史不能做成“在中国的哲学”，应该是“中国的哲学”，这里面就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这个学科要从经学中分化出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开始就表现了这一点，原来中国哲学史包容在经学之下，现代要分科，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本来附庸于经学地位的各门学科独立出来；另一个就是和西方哲学相比较，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就讲，“我们不得不依傍西方哲学”，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也说我们不得不依傍西方哲学，那么如何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主体性？张岱年就用一个“类称”和“特例”的尺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他以问题的形式写《中国哲学大纲》，虽然这些问题中国和西方都有，但提问的方式和对问题的阐述，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中国人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学者如何用西方哲学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时候，应该自觉认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从提问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等方面探求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独立性。当然，如何处理“五大认知范式”下的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仍然是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景海峰：五种认知范式中，自我认知范式有一个内理性，有以我为主体的意味。这个有点像印度的因明学，自我是一个内，剩下的四种相比较又有一个内外之分。如果说自我认知范式是传统主义、新儒家的路数，前面这些又比较接近西化派或者现代派，那么这些都会有一个联想，界限可能会冲破。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在材料运用上有意识要打散，不是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划分界限。很多哲学家，可能在这几个模式里都露脸，但又不是一个流派归属，不是我们熟悉的流派划分，或许正是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需要我们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展开思考。

如何评估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

    景海峰：我觉得用“生生”来定义还是很到位的。从现今“哲学”一词的状况来看，在西方“哲学”波及范围之内，中国哲学的发展是最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明有其自身的特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其“世俗性”。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够被接续到中国文化当中来，更多是基于我们自身隐含的特质。我们只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寻找本有的东西，西方只是一个助力而已。而且，20世纪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释，是基于中国社会问题展开的，因而其所形成的思想自然是充满生命力且前后相续的，所以将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定性为“生生的传统”是非常到位的。

    陈卫平：中国哲学的使命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都要回应的，本书做了很精彩的回答。这个使命问题可能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把以往哲学研究成果作为构建当代哲学理论的出发点，这就是冯友兰所讲的“接着讲”。冯友兰把自己的学术使命建立在接着朱熹讲上面，这样的学术使命规定了他的认知范式。另一方面就是如何真实呈现以往哲学史演变的过程，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一部信史。如果套用冯友兰的说法，相对于第一点“接着讲”，就是“如实讲”。这和认知范式是有关联的。本书的“自我认知范式”就提到这一点，我们要怎样如实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而不是去强调作为构建自身理论的需要。这个跟认知范式是有关联的，为什么讲要用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呢，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如实讲”，本来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因此，从回答中国哲学的使命看，本书肯定“五大认知范式”在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积极作用，比如认为唯物认知范式的应用开拓了领域、丰富了内容、提出了新问题等，就是中国哲学使命的具体落实。这样，20世纪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了继往开来的性质，当然可以理解为“生生的传统”。

    李承贵：关于这点，我们也有一些思考。第一是基于人类文明形成路径而言，就是说，所有文明都是在彼此互动、欣赏、吸收中成就自己的，开始并没有彼此清晰的分界；第二是20世纪中的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处于被理解、被解释的处境，但仍然大面积地吸收、消化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中国学者用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甚至人类课题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必然是洋溢着生命性的。

中国传统哲学有怎样的前景

    陈卫平：我们讲到传统，经常把传统仅仅理解为古代的传统，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喻，现代可以看成今天，近代是昨天，古代是前天。前天的东西怎么走到今天，它不可能跨越昨天，或者说很大程度上通过昨天、前天的东西影响过来。但是很多著作往往就把昨天这段跳过，一讲就是说传统有什么影响，传统对当代有什么价值，其实逻辑上是有点问题的，从思想发展过程来讲也是有点问题的。在我们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得到，严复、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熊十力等，他们是通过对传统的消化研究，站在近代的角度说传统，使得这个传统能进一步影响到当下。我们现在接受的传统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他们筛选以后为我们所接受，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比如我们对气、心、性、五行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本书里讲的20世纪以来对传统的理解基础上。所以，我们今天中国哲学研究要有更大的发展，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去看一看近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什么样的传统。此外，我们做哲学史往往不是为了讲历史，而是把历史作为我们当代哲学理论建构的资源，在这方面，冯友兰、张岱年、冯契、张世英等都作出了表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的前景光明。

    景海峰：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来讲真正具有现代性的还是近代哲学，是在中世纪宗教权威破解之后寻找一种新的对世界的论证方式，所谓的哲学，在后来的现代性中扮演着一个基础或者核心的角色。同样，我们若要预测中国传统哲学的前景，或许需要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中国大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否为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作出了特殊贡献，这样的话，推进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可能就不是一个以西释中、移植的问题，实际上是从自己生命里寻找本有的东西。

    （陆永胜、章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