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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4日 星期五

    曹禺的教书生涯

    作者:宫立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4日 16版)

        现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过教书经历,只是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

        在学生的眼中,俞平伯“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朱自清“矮矮胖胖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学生都是颜控,总喜欢对教师的长相以及穿衣打扮品头论足。无论是作为名诗人的俞平伯,还是朱自清,都难逃学生的“法眼”。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也难逃这一“劫”。在学生石挥的眼中,曹禺“不爱修饰,矮小的身材,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要不是有一双敏慧充满神采的眼,你说不定会猜他是个小店里的朝奉”。

        曹禺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但是,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请我去,每月大洋180元,比助教高,助教才几十元,育德看中了我……在育德呆了3个月便得了痢疾”,于是他又回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曹禺得的是“心病”。郑秀回忆,“曹禺从保定回来,又读清华研究生,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毕业,他是在等我”。曹禺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曹禺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去教法文,教了半年,他就受不了,一是觉得那里太荒凉,二是离不开郑秀。他在保定几次跟我写信,说那里呆不下去,太荒凉,要回北京”。曹禺虽然在育德只呆了三个月,但对他来说也不无意义,他晚年接受访谈时,曾发过这样的感慨,“我在保定的育德中学教书,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很特殊的。也许是我人生的一个交叉点。如果我在保定留下来,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种命运。育德这是地下工作者很多的一所中学……”。

        1934年曹禺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杨善荃介绍我到天津女子师院任教,当时,李霁野是系主任,人很好,很正派”,“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的陈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李霁野先生同我住在一起。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我有时回家看望母亲,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里。我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小说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教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年轻胆大,什么课都敢接”,“《日出》最后,工人唱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把陆以循也请来作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谱写出来了”。不单可以大胆地开课,还有助于自己的剧本创作,但曹禺1936年还是选择了离开,“天津呆不下去了,气氛不好。那时天津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三九天披着麻袋片,饿殍遍野,于是决心离开天津”。

        1936年8月,曹禺应余上沅之请到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任教,讲授《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等课程。汪德、蔡极在《薛家巷杂忆》中回忆他们的曹禺老师,“他一来就担任理论编剧组的主任,他既聪慧又勤学,在教课时对世界名剧如数家珍,很多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名作中的名句能非常流畅地以英语背诵下来。对世界名剧的分析详尽而精辟,至于惊奇、暗示、悬念、偶然、必然、等待、意外与意内等等编剧技巧的运用,也都生动地举例,使同学们易于领会”。曹禺了解到学生缺乏舞台经验,特意将喜剧家腊比希的《迷眼的沙子》改编成适合中国风土讽刺剧《镀金》,并指导学生排演,饰演马大夫亲家的石羽在《记忆犹新》中回忆,“万老师(曹禺)在排腊皮虚的《迷眼的沙子》时,将译文一句一句念给学生听,征求意见,共同探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者的意境,了解人物的心态。这样,排起戏来,对剧本了如指掌。万老师把编剧、导演、表演融于一体的授课方法,我们获益匪浅”。

        1938年2月,国立戏剧剧校迁至重庆,曹禺出任教务主任。1939年4月10日,曹禺随剧校迁至江安。石挥以笔名英梧在1941年2月10日出版的《剧场新闻》第10、11、12合期写有“内容笔调均甚优美”的《曹禺在古城—剧校回忆录》,深情回忆了在剧坛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中给他较深刻印象的曹禺,“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但并不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课程,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是他的‘剧本选读’,可以说,他简直不是在讲书而是在演戏。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用动人的语句,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时候,他能将所有学生自由的带入他所要讲的世界与生活中,十百个心变成一个心,与剧中人同甘苦、同纵放、同欢笑、同郁闷、同忧伤。全课室一点声息也没有,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也沉重的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甚至于爱听他的授课,胜于捧读他的作品,我们往往自己费两天工夫细读一部名作,只能接受一两段动人的情节,三四句有名的‘悲词’,而那不易深切体会的伟大作品的精髓,每经他一两句湛深的评语,而获得深刻的认识”。蔡骧在《记万先生的教学》中也提到,曹禺“最有名的课是‘剧本选读’。在剧校开设的各种专业课中,这门课叫座率第一。每逢上这堂课,学校内外大批听众——其中包括来自重庆沙坪坝大学区的学生和重庆市内的戏剧工作者。都按时前来听课,课堂经常爆满”。1942年夏天,曹禺为了专心从事创作,离开剧校。新中国成立后,曹禺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

        曹禺不单是著名的剧作家,还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因此他在讲授“戏剧选读”等戏剧课程时,边讲解边表演,带着学生一起融入剧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郭沫若《女神》)。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现代戏剧教育史上也应有一席之位。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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