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与英国经济兴衰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以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为开端，开启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关于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政治制度变革、圈地运动开展、海外殖民扩张、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皆为工业革命的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探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内部机制中，西方经济史家们开始更多地倾向于接受英国学者T.S.阿什顿的观点，即突出强调企业家的作用；经济理论家也逐渐推崇“企业家精神”和“管理者能力”。

    德国学者桑巴特是较早从企业家精神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勇武的精神”“一种不安静和不疲倦的精神”，与市民精神一道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创造出了近代资本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起源，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给出了回答：新教教义促进了“合理谋利”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论证了经济、宗教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

    一些学者对韦伯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等学者却为之辩护。兰德斯辩护道，从历史经验看，新教商人在贸易、银行业和工业中扮演着领先者的角色。据统计，在18世纪，英国清教徒（新教徒）发明家、企业家占到近乎50%的比例，而清教徒在总人口中才占5%。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焦炭炼铁法的发明者达比等都是清教徒，而英国各行业最大的企业也多由清教徒创办。新教教义塑造了一种新型商人，他们遵循勤奋、诚实、严肃、节约时间和追求金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由此，他进一步指出，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一种成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艰苦努力、敢于创新、发挥想象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关于企业家精神在英国工业革命和国家崛起中发挥的作用，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有以下几点：

    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创立了近代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独立于家庭生产之外，建立在使用机器和精细的劳动分工基础上，是大规模集中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1771年阿克莱特与合资人在克朗福德建立了以水力作动力的工厂，标志着英国工厂制度的诞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工厂制度扩展到各行各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掀起技术革命浪潮。工业革命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技术革命，发明创造能够应用于实践，要归功于那些能经营企业、熟悉市场、获取资金、懂得招募并管理员工的企业家，如蒸汽机发明者瓦特的合作伙伴博尔顿、惠斯通电桥发明者惠斯通的合作伙伴库克。博尔顿和库克等企业家把最新的发明和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生产，并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实现效益最大化。

    推动自由贸易政策。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企业家反对贸易保护，积极推动贸易自由。最具代表性的是科伯特和布赖特等工商业人士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他们宣扬自由贸易能够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在他们的努力下，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终结了实行数百年的重商主义，宣告了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

    英国企业家领导和参与的这场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飞跃增长，推动了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商业贸易占三分之一多。英国的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英国企业家精神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得到了集中展现。1851年5月1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海德公园盛大开幕。在由玻璃和钢铁建成的水晶宫内，英国向世人展示了其工业革命的成绩。在轰隆运转的机器展区，最先进的机器演示着各类生产：开凿、钻孔、拉线、纺纱、造币、抽水等。本届世博会的大部分奖章都授予了英国的工业展品。

    不过，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逐渐丧失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发展速度放缓。到20世纪初，美国、德国迎头赶上并超过英国。在1870—1913年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1倍多，而美国增长8倍多，德国增长4倍多。英国工业投资也在持续下降，从1850年的7.5%下降到1914年的4.5%。从1880年起，美法德俄对外贸易增长率都超过英国。这些国家的商品不仅抢占了英国原有的部分市场，甚至打进了英国本土。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发生于德国。英国在新兴的化学、电力、汽车等行业中落伍。从1851年到1900年，德国取得了202项科技成果，而英国只取得106项。这种断崖式的变化，昭示着在新一波工业革命浪潮中，最早的弄潮儿未能适应新形势，落到了竞争对手的后面。

    英国从拔得头筹、最具活力的工业经济体，为何蜕变为因循守旧、缺乏生气的工业经济体？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丁·威纳独辟蹊径，在其成名作《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书中通过文化史的视角进行阐释。他指出，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反工业文化”，致使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弱化。“反工业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社会的贫富分化，城市化带来的脏乱差等，引起人们对工业化的批判；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制度和贵族精神影响巨大，“向上流社会看齐”是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工业巨子在积累了财富之后，追求贵族“典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风度。实业家们羡慕乡绅们不事生产、流连社交的田园生活，不惜重金到乡间购置地产，热衷于从政为官。企业家及其继承者漠视生产创造，追求绅士生活，进取精神衰退。

    还有学者指出，政治社会变革也是造成英国企业家精神衰退的重要因素。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的工会组织日益强大，垄断了劳动力供给，挑战雇主对其雇员的传统权力。此外，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越来越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崛起的工党更是凭借其政治权力，抑制了自由企业精神。而同时期的美国则接过了传递自由企业精神的火炬，迎来了镀金时代。

    外部环境亦消磨了英国企业家的斗志与创新精神。在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看来，英国未能适应新形势，是因为其企业家有着广阔的帝国市场，仍能从旧的投资中获得充足利润，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性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而过日子”。对海外传统产品市场的依赖，使英国企业家安享其成，竞争精神衰退。

    决定一国经济兴衰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样的，但从近代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兴衰呈正相关关系。如何营造有利于企业家创新进取的社会氛围，更好地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是英国近代经济兴衰史带给人们的思考。

    （作者：郭继兰，系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