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蛮干”解决不了问题

    中美经贸摩擦从今年2月开始，随着美国针对全球的贸易战不断升温，反反复复。

    许多人将特朗普的上台当作中美经贸摩擦乃至“战事”的发端，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贸易战源自美国结构性转型困境

    必须说，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是缘于一种结构性转型的内生动因，是缓解国内矛盾、强化国际地位的需要。

    从美国国内看，特朗普的上台，与奥巴马当选类似，都是民众对传统政客及政策不满所进行的“非常规”选择。而这种“不满”主要来自于其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问题。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不平等现象扩大日益凸显：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总财富的84%，最穷的20%人群只拥有财富总量的0.1%。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系统性问题。当前，金融资本赚取回报的能力越来越强，GDP中资本报酬占比上升，劳动力报酬占比下降。美国经济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困境。

    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等秩序与框架在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到1967年的GATT肯尼迪回合谈判，达到了战后贸易自由化的最高潮；此后，WTO谈判日益艰难。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壮大，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上升，在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美国对于自己绝对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非常担忧，“吃力还不讨好”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强。从国际关系结构看，美国同样面临着结构性转型的困扰。

    这两方面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交互叠加，加剧了美国内部矛盾的激化，引发族群冲突、阶层撕裂等现象。这是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的传统美国政客被抛弃、而反对传统政治作风的特朗普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但美国要实行变革并不容易。所以，人们看到的是大规模“减税”的自由主义政策与“修边境墙”的保守主义举措并行的奇特景象。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所忌惮的“对手”。对美国来说，制造中国这样的“假想敌”，既有利于缓解其国内经济矛盾，又有助于强化其“全球老大”的国际定位。

美国贸易政策一直在逐步倒退

    其实，美国保护主义与遏制中国倾向一贯存在，只是随着其国内外结构性矛盾愈加激烈，保护主义与遏制中国倾向愈加猛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环境变化加快，2005年其经常项目赤字达到8049亿美元的历史高峰。由是，一些美国学者抛出了自由贸易是“别国在占美国的便宜”“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增长是以发达国家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等论调。其实，类似的思维和政策可以追溯到更远。

    当前美国政府强调的“公平贸易”，在里根时期便被提出且得以贯彻；以美国庞大的市场为主体，诱使和迫使其他国家趋于同化，则是小布什时期的主张；至于把出口当作国家战略来支持重点产业，是克林顿的构想和“政绩”；奥巴马任期中，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频繁，平均约4天就会有一项贸易保护措施出台。

    从上述历史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政策的逐步倒退——从自由贸易主义退守到贸易保护主义，由全球主义退守到区域主义，由多边主义退守到单边主义，进而发展到危及现行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笔者以为，美国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新鲜。美国重塑既有国际贸易体系的意图由来已久，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是其在当下的新目标。就中美经贸摩擦而言，两国过去一直处于“缠斗不已”“斗而不破”的往复过程中，而此次美国政府行事方式更加高调和独特，格外引人瞩目。

美国“蛮干”只会制造新问题

    美国政府恣意妄为，四面出击，大打贸易战。但是，能不能达到目的，则不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说了算。

    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所谓“欧美”“欧日”贸易同盟等，其实就类似前些年美国积极推动而未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从TTIP、TTP的谈判反复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日美的贸易结构存在着天然矛盾，双方在农产品、能源等的进出口意向上很难完全达成一致。

    从美国自身看，美国在失业率3.9%的历史低位下，财政赤字不断攀高。美股正在历史高位，继续加息后，保持繁荣将愈加困难。而抢夺一个中国工人的工作所获收益，相对于金融精英在资本市场剥夺无资产民众的收益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从全球经济看，蕴含的危机仍然不少。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1至3月，全球债务从2017年12月31日的238万亿美元，增长至历史新高247万亿美元，且2018年第一季度的增幅创下近两年来最大增幅。全球债务已经占全球GDP的318%。

    从全球政治看，国际政治牵涉面非常广，蝴蝶效应无处不在。能够成功获得平衡的政策，都不是直线思维能够解决的因果关系。例如，特朗普扬言推翻伊核协定，想以此撬动解决美国的中东战略、国内选举等问题，却有可能会引起无数的连锁反应，从而把问题推向更加难以解决的泥潭，给整个世界留下一个遗患无穷的“大麻烦”。

    当今世界，全球事务和世界经济不能缺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仅凭发达国家就能决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目前全世界及很多国家都处在结构性转型期，大家的诉求都有不一致之处，各国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国内国外问题。即使在当前美国政府的强力压制下，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想要突然强力改变现有格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蛮干”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只会制造新的问题。

做好短中长期的应对

    《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看清美国对我贸易战的背后实质，有助于我们建立配合得宜的短期战术和长期战略。

    从短期看，我们不必亦步亦趋，随美国“起舞”。本届美国政府时常使出一些“非常规”路数，其最为“非常规”之处是获取选举支持的能力和方式。也因此，将中美关系“炒作”成大新闻，为美国社会找出“假想敌”，以及玩弄各西方大国于掌心，逼迫各国“就范”，都会成为本届美国政府的“重头戏”。其主要手段是不断测试底线，争取最优条件。

    从中期看，我们不必卷入美方的非理性竞争。从美国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可以看到，当前美国发起的这场博弈中，非理性竞争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认识到不能让自己的发展进程被外部环境变化扰乱。当美国因自身结构性转型期陷入困扰，急需以冷战思维等手段“树敌”以转移矛盾时，中国会以自身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既定的定位和既有的发展目标为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尽力延长战略机遇期，进一步扩展发展空间。

    从长期看，则要做好必然竞争的打算。国家要发展，利益冲突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国际竞争势成必然，增强国家竞争力是唯一路径。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力度、深度、广度。虽然目前部分领域确实面对着开放市场的风险问题，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这种症结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不能开放，而是我们对市场化的理解和践行不够，市场监管水平不够带来的风险。找准市场化的精神和逻辑，积极进行改革，打开死结，就能让市场化向高质量行进。另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国家竞争力之战是企业、技术、人才的争夺战。美国施行减税、发起贸易争端，均是为了吸引企业、资金回流，把技术、人才留在本土，因为这些才是国力、国运的基础。美国能够从蛮荒之地发展到世界头号强国，长久稳定地吸引人才、激发技术创造力、给予企业充分空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能够在近短短几十年里创造发展奇迹，也是与政策为企业和人才创造宽松环境、提供正向激励密不可分。

    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企业，但总体而言，优秀企业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能够供企业与人才发挥的平台和空间也不是太宽而是太窄。现在的改革不但需要强调放权，更要用“建制”来规范权力，让市场更加公开透明，让企业和所有人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身手，在公平的机制下获得最大的发展。这才是吸引企业与人才，同时促进技术发展的基石，也将一直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基础。

    （作者：万喆，系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