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之隐喻

    【艺海人心】

    大约两三岁的时候，我会用石笔在洋灰地上画娃娃头，和两个姐姐一起画。爸爸下班回来，夸我画得好，受了鼓励，便越发地努力。

    再大些，五岁了，照着当时的月份牌画了一幅《鹦鹉姑娘》：一个古装仕女，拿一把宫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旁边一个架子上踏着一只鹦鹉，毛色斑斓——其实是我在动物园看到的那种琉璃金刚鹦鹉。

    这幅画传出去，北京铁道学院（我出生之地，现为北京交通大学）轰动了，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见了都叫我“小画家”。后来一直就没放下画笔。当时用铅笔画，然后用彩色铅笔上色。

    喜欢画古代仕女，画了厚厚一本，后来被老家的爷爷拿走。特别喜欢画那些古代仕女身上的珠宝饰物，画起来不厌其烦，把一粒粒的小珠子都画得精致。有一次还画了一个阿拉伯美女，当时就想，要是将来也有这样美丽的衣裳穿就好了。然而在我整个的青少年时代，那简直就是做梦！

    从东北兵团回来之后我开始画各种名作的插图，都是靠想象画的。譬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看渥沦斯基赛马时，白衣白花，雍容美丽；而当她卧轨时，用的是青灰色调，用了一般绘画从没用过的角度——让卧在铁轨上的安娜在画面正中，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头颈向上挣扎着，因为挣扎面部有些变形，一列火车正从她背后开过来，浓烟向后散去，因为透视的角度，好像火车马上就要从她的身上碾过……又如《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爱伦娜，画他们骑在一匹骏马上在暗夜中飞奔。再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巴黎圣母院》中的艾斯美拉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小姑娘尼丽等等，基本都是油画，可惜两次搬家，没有保存下来。我还在蛋壳上、瓷砖上、葫芦上画了一批工艺画，大多送了人，自己只留下一点点。

    十三岁正式拜师。老师是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姚治华教授。后来恢复高考，起初有念头上中央美院。姚教授对我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不适合走学院派，会桎梏你的创造力。”于是，我放弃了做专业画家的念头，后来在1981年大三时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穿上了写作的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当然，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是，我同时穿了写作与绘画两只红舞鞋——儿时所学终身难忘，一直没有放弃过绘画。

    在工厂时，参加过两届全国美展，大学期间一次画展画了一幅《精卫填海》。一古代女子，一手持钵盂，一手持石子，身体下倾近海，下肢化为凤凰之华丽尾羽飞扬天空，上题顾炎武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少年盛气，被一朋友看穿，他说：“这就是你。”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了我人生第一次个展——是我首创的一种刻纸，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又有古典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然生发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黑的沉重神秘与白的灵动幽雅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宇宙，《敦煌》《禁果》《水之年轮》《变奏——荒唐的根茎和花》等都被美商看中，给出那时的天价，我却坚决不卖。后来又尝试利用旧挂历现成的色彩与纹路，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新品种。如《飘逝》中的花手绢本是小姑娘的蝴蝶结，《空信箱》中飘飞的少女长发则来自阿兰·德龙的大鬓角，至于《青春》中的那一对日本少女，不过是两只拆开了的黑猫耳朵和一片彩色地毯。——我的刻纸，成为央视《半边天》的首期节目内容。

    那次个展，中国美协副主席周思聪、美术评论家邵大箴夫人奚静之等等都来观展，特别是艾青先生坐着轮椅而来并高度赞美，至今感慨系之。

    之后，画了很多以我的小说为背景的题意画，譬如《海火》，譬如《羽蛇》，譬如《德龄公主》，譬如《双鱼星座》，以两幅刻纸参加过“中日友好议员展”，以9幅画作参加过女作家五人展，最致命的挑战，还是这次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海百合》。里面有创纪录的70幅原创绘画，这些画我画了8个月。绘本，英文称Picture Book，顾名思义就是“画出来的书”，是发达国家家庭首选的青少年读物。既有专为儿童读者绘制的，也有面对成人的绘本。而最理想的绘本，是“老少咸宜”的。

    我试图用一种“图画语言”做成供青少年乃至成人看的一部电影，让它既能开阔视野，又有细节描述，既有有趣的故事情节，又暗藏着起、承、转、合的节奏设计。画作尽量画得精美以吸睛，并且可以成为一种记忆故事的符号。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把故事讲得清晰生动又好看，每个角色设计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不能仅仅从文字上表达出来，更要在绘画上表达出来，譬如，我画的每一个人物，无论他（她）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得让读者知道，这就是他（她）而不是别人。这是我在画前没有预料的难题，因为过去的画的主题性都是独立的、非连续性的。好在，书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华文好书榜只有一个童书绘本类的名额，评委们慷慨地给了《海百合》。消息传来，我有了一种许久未曾有过的幸福感。

    学的是经济，却走上了文学之路，同时也做影视，也画画，生活因此而丰富起来，生命因此而鲜活起来。由此相信，世上一切学问、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剑和绘画有何关系？而吴道子观斐民舞剑竟“挥毫益进”。听水声与写字有何关系？而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更有“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钗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这些与写诗有何关系？而陆游却因此感慨“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据说，人脑有数万亿个神经细胞。人从生到死，这些灰白色的神经元仅仅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许许多多的潜能未曾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与应有的使用价值相比，太微乎其微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大悲哀。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人，应当敢于不断否定自己，敢于不断变化，敢于不断更新游戏方式。这样的人生会像飞鸟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轻灵高远，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在他不断挣脱常轨的瞬间，他的生命将不断爆发出美丽和辉煌。我想，在他的墓碑上可以骄傲地刻下这一行字：他，生活过了。

    据说，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作家自写自画真正意义上的全彩绘本，真不敢相信，难道是我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作家？艺术的灵魂就在于创新，难道西方作家没有做过的事，我们就不能尝试一下吗？

    ——我，尝试过了。

    （作者：徐小斌，系中国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国家一级编剧）